导读

2017年11月18日-20日，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东莞举行，集中探讨了当前城市规划工作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会后，各论坛承办方根据专家报告及讨论成果形成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为此，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官微“中国城市规划”推出“政策建议”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集中传递专家声音，助力城乡规划建设。

本期“政策建议”基于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健康融入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学术对话观点提炼，指出宏观城市层面和微观社区层面的健康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对居民生活环境及生活模式都有重要影响，对上述两个规划层面的健康效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以及全球100多个城市共同发布的《健康城市上海共识》都强调健康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建设健康城市成为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迫切需求。在城市整体层面，欧洲大部分城市推行的“健康城市项目（Healthy City Project）”致力于创造有利健康的城市环境和提倡积极的生活方式；以东京政府为代表启动的“健康城市计划”则以场所为基础（包括家庭、社区、学校和单位），致力于改善卫生服务，创造支持性环境，建立社区的健康生活方式。而健康社区则是健康城市在社区层面上的“细胞工程”，主要致力于营造健康的社区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以及个体在与这些健康相关活动的良性互动中，获得健康的提升。我国最初的健康城市试点建设中（如上海、苏州），健康社区建设被列为主要的任务之一。总的来说，宏观城市层面和微观社区层面的健康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对居民生活环境及生活模式都有重要影响，对上述两个规划层面的健康效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健康城市规划面临的重要挑战

建成环境是居民时空行为与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载体，机动车主导的土地与空间增长带来不合理的建成环境格局引发了一系列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慢性疾病，成为健康城市发展的巨大挑战。从全球层面来看， 2001年全球因慢性疾病死亡的人数比例达60%，治疗费用占总费用的46%[1]。预计到2020年，全球慢行疾病导致的总死亡比例和疾病医疗负担比例、将分别达到75%和57%[2]。我国呼吸系统疾病和肥胖引起的慢性疾病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城市规划可以通过优化建成环境进行一定程度预防和改善的疾病类型。

（一）呼吸健康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显，雾霾频发，导致呼吸系统疾病患病人数上升。从1983到2013的三十年间我国肺癌死亡率增加了约4.6倍多（第六届中国肺癌南北高峰论坛，2013）。根据世界组织国际癌症机构于2013年进行的评估，空气污染的颗粒物成分与癌症特别是肺癌发病率的增加有密切关系。大量研究也表明，长时间暴露在颗粒物空气污染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包括肺部功能减弱，呼吸系统疾病（肺癌、哮喘等）增加等。微小的颗粒物浓度变化将显著影响肺癌的死亡率和患病风险，而城市规划设计所涉及到的空间要素将可能影响颗粒物浓度的分布。

（二）肥胖引起的慢性疾病盛行

1990年代以来，我国小汽车年平均拥有量的增率已经超过20%。伴随着城市机动化和空间蔓延，以及建成环境的变化，使得包括肥胖在内的慢行疾病问题日益凸显。2010年，我国18岁以上居民超重率达32.1%，肥胖率达9.9%。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指出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为9.6%、4.5%，比2002年上升了3.2%和2.4%。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也显示，各年龄段学生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同时数据显示，因肥胖引起的心血管等慢行疾病将成为中国人死亡的主要病因[3]。

城市空间要素对特定疾病患病（肥胖、心脏病、哮喘和肺癌）有显著影响。城市物质空间环境能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交通出行和饮食习惯，同时会影响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和分布，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居民患慢性疾病的几率。随着慢行疾病对城市居民的健康威胁加剧，通过改善建成环境来保障居民健康变得十分紧迫。

二、我国健康城市规划的研究推进与实践

2016年WHO发布的城市健康全球报告（Global Report on Urban Health）显示，非传染性疾病主要由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决定。换言之，偏重物质形态空间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对居民健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倡议和引导下，我国正大力推进健康城市建设。20世纪90年代，北京、上海和苏州成为第一批健康城市建设试点城市，随后长春、成都和攀枝花等城市相继加入；在最初试点的上海和苏州健康城市建设中，健康社区建设被列为主要的任务之一和健康城市的“细胞工程”。经过30多年的发展，健康城市和健康社区的建设上升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2012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2015年，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于次年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健康城市规划涉及到土地使用、空间形态、道路交通、绿地与开放空间四个要素的多个方面，以及减少污染及其人体暴露度和增强体能活动两个规划干预路径[4]。目前的研究多关注在城市不同空间尺度的健康规划和空间设计，包括城市和社区两个层面。健康社区的建设伴随着健康城市的建设而出现，是健康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健康社区与健康城市相伴而生，关注空间层次不同。健康社区是健康城市在社区层面上实现的“细胞工程”，健康城市的多项工作在社区中进行，两者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5]。

（一）社区层面的健康城市规划研究

建成环境通过改变交通出行方式增加体力活动，从而降低BMI和肥胖风险。同时，高密度、高土地混合度、提高可步行性、完善周边设施、提供多样化交通方式等方式可以促进体力活动，减少个体BMI和超重/肥胖问题。中国社区人口密度与土地混合度与超重或BMI正相关（与美国相反），这可能与较高人口密度和设施混合度使总体活动距离更少有关；其次，与公交站距离越远，超重风险降低，显示了出行距离对于超重的作用机制；最后，在高密度和相对收入低的社区，建成环境对其出行方式影响的稳定性较差。由此可得到启发，过高的人口密度并不利于大家保持健康。

城市规划对于干预、引导和约束居民的生活方式起到重要作用。公共开放空间和步行空间设计能有效促进步行和体力活动，缓解压力。社区公园通过提供物质空间环境引导人的日常活动，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产生健康效应。适宜的空间尺度、完备的设施以及优美的景观都能促进压力的缓解，以及提高活动几率，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

（二）城市层面的健康城市规划实践

1.城市风道规划

在城市规划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和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用地功能、空间布局和开发强度，划定风道，有助于在夏季缓解热岛效应，在冬季降低颗粒物浓度，创造有益健康的环境。

宏观气候与风环境主要基于大气模拟（WRF）空气流动和风场分析，通过遥感大数据预测热岛效应；中观层面主要利用GIS大数据进行基于道路走向的通风潜力评价以及道路风向一致性分析，得出潜在的通风廊道；微观层面则主要通过CFD模拟，进行基于建筑密度和高度的街区通风潜力评价分析。

2.“15分钟社会生活圈”规划

新一轮上海总体规划强调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 的规划理念，致力于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社区。该理念首先提倡创造有归属感的社区公共空间，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平台，构建网络化、无障碍、功能复合的公共活动网络，以激发社区空间活力。其次，鼓励构建网络化、无障碍公共服务网络，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公共开放空间的5分钟步行可达率达90%以上。此外，还应提供社区学习、就业和创业机会，建设TOD社区，将生活性平均出行距离控制在2.5公里以内。从生活圈的类型来说，不管是城镇社区生活圈还是乡村社区生活圈都应配置合理完善并具有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享平台，从而保证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健康需求。

生活圈规划理论研究已在上海市杨浦区和嘉定区得到实践，对社区的合理规模划分和设施布局具有指导作用。生活圈理念在医疗专项的应用与验证上得到推广，主要在市域和区域层面分别用于达标率（以步行至最邻近医院15分钟为达标）和均衡度（医院15分钟范围内计算居住用地覆盖率等）分析。具体应用如通过医疗设施点叠加居住用地得出全市居住用地至医院可达性水平分布，从而指导改善医疗设施的不均衡布局，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促进居民健康。

三、推进健康城市规划的对策建议

从城市和社区两个层面，针对城市规划与设计可以调控的空间要素——土地使用、空间形态、道路交通和绿地及开放空间，从减少患病风险和促进体能锻炼两个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促进城市整体慢行交通网络的构建

慢行交通通常由步行及非机动车交通方式组成。从促进锻炼的角度，推广以步行、骑行为主的慢行交通有益于避免久坐带来的肥胖、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同时，机动交通的排放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减少机动车出行、鼓励慢行交通，可降低污染的产生和暴露风险。建立城市慢行交通网络可以从创造步行和骑行友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出发，增加其连续性、安全性、舒适性和景观性，配备完善尤其关照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同时，在步行道和骑行道适当增加市民活动空间或目的地，以及公交换乘点，加强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的联系。在建筑设计中，沿街商铺首层可适当后退，形成的退台空间供步行者使用，增强步行体验。

2.提升公共空间和绿地合理规模布局和植被配比

绿地和开放空间的合理布局，并与道路结合有助于城市通风廊道的形成，将提高健身场所的可达性，有效改善城市风场，促进自然环境对城市建成环境的调节作用。从控制污染的角度，绿地和开放空间的布局应当尽量集中，形成一定规模，有利于提高其滞尘效果，有效优化局部空间的颗粒物分布。合理的植物配置能够最大化地净化空气和吸收粉尘，有效控制交通尾气污染。从促进锻炼的角度，提高绿地和开放空间的的可达性，以及内部娱乐设施的多样性、公共空间的观赏性，可鼓励人们使用并进行锻炼。

3.打造社区尺度的“健康生活圈”

为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和就业的步行和骑行可达性，倡导建设以人的出行距离——15分钟为基本单元的 “健康生活圈”。从促进锻炼的角度，适宜尺度的街区和街道空间能够促进人们自发地选择慢行交通出行方式，增加体能活动；街道的连续性以及适宜的尺度，能提升步行空间的体验感和安全感。打造健康生活圈需要构建网络化、无障碍、功能复合的公共活动场所网络，争取公共开放空间的5分钟步行可达率达90%以上，以激发社区空间活力。同时需考虑提供社区学习、就业和创业机会，将生活性平均出行距离控制在舒适的慢行交通出行时间范围内。

健康城市规划与设计日益获得关注，一方面城市环境问题突显，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和机动车依赖造成的空气污染；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身心健康的诉求，需要建成环境优化以提供高生活品质。我国健康城市规划的研究和实践关注以健康为导向的物质空间设计，将人的健康结果作为核心的健康城市规划理念，并致力于为各空间层面的城市规划提供优化路径和依据。健康城市规划需要在多领域多学科的协作下，打破壁垒，创立机制，为健康的城市，健康的生活贡献力量。

基于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健康城市规划的尺度与效应”论坛观点提炼，以下专家对建议有所贡献：

吴志强：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王伟强：学会理事，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周婕：学会的理事，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前院长；

王新哲：学会理事，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詹庆明：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

孙斌栋：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谭少华：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王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

周江评：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董慰：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刘朝晖：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黄珏：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规划师，中级工程师

执笔人： 王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

张雅兰，英国卡迪夫大学，硕士

参考文献：

[1] Finkelstein E A, Trogdon J G, Cohen W, et al. Annual Medical Spending Attributable to Obesity: Payer and Service-Specific Estimate[J]. Health Affair （Millwood）， 2009, 28: 822-831.

[2] 云南日报网。 慢性病危害与日俱增[EB/OL]. （2005-11-21）。

http://paper.yunnan.cn/html/20051121/news_88_679365.html.

[3] 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逾30% 成年居民体重超标，城市肥胖率高于农村[EB/OL]. （2012-03-28）。

http://www.chinacdc.cn/mtdx/mxfcrxjbxx/201203/t20120328_59184.htm.

[4] 王兰， 廖舒文， 赵晓菁。 健康城市规划路径与要素辨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4）：4-9.

[5] 孙文尧， 王兰， 赵钢，等。 健康社区规划理念与实践初探——以成都市中和旧城更新规划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3）：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