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9日晚，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承办的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主题论坛“新常态：传承与变革”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三层国际会议厅举行。论坛由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孙施文教授主持，杨保军、刘奇志、俞滨洋、王富海、张兵、武廷海、吕传廷、袁奇峰、张松、段德罡、张京祥等与会嘉宾围绕着新常态下城乡规划需要传承与变革的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建议。

张兵：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兵总规划师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规划发展历程进行了分阶段解读，总结了37年以来我国城乡规划的经验和问题。

张兵总规划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规划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1978-1992年，该阶段初步建立了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法制基础；二是1992-2002年，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该阶段城市规划的观念不断开拓，主动实施了各项规划改革创新；三是2002-2012年，该阶段规划体系实现了从《城市规划法》向《城乡规划法》的转型；四是2012年之后，提出新型城镇化规划，开启我国城乡建设发展的新时期。

随后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规划取得的六条经验，分别是：坚持规划引领城乡建设、坚持以人居环境改善作为不断努力的目标、坚持促进城乡建设复杂系统间的协调、坚持通过改革来强化城乡建设发展的动力、坚持法制化建设的道路，重视制度保障、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丰富发展了规划工作体系；同时，在端正建设指导思想、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理顺空间规划体制、健全实施保障机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增强文化责任意识等六个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最后，张兵总规划师特别提出两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一是对于城市规划作用的重新认识，二是关于空间规划体系和城市规划体系的认识。

王富海：从实践的角度认识规划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

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认为，现有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城市认知出现偏差、规划技术存在惰性、规划定位盲目等方面。需要变革的三个方面包括：第一，规划体系变革。现有的规划体系是为城市拓展量身定做的，新常态下需要探讨一套新体系，如怎样进行存量规划甚至减量规划？“一书两证”要如何改革？规划作用方式是什么？第二，改变规划成果至上的状态，注重过程参与，需要延伸到咨询、研究、设计、运营等多个方面，以加强规划的实施效果；第三，明确规划作用范围。在研究探讨各种城市关系之后，应该把规划该做的事情做到位，不要贪大求多。

武廷海：乐观看待规划转型，回归治国、治道工具

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武廷海教授认为，城市是一个新常态、再常态、又常态的过程，应该乐观看待规划转型，这是对于规划做更长远的思考和定位。我国城市规划自古便是通过空间治理来为社会治理提供基础。从广义上讲，规划应该回归治国、治道工具，但治国是为政府规划，不是为部门规划；从狭义上讲，规划是空间治理的工具，应该注重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

杨保军：城市发展中经济是动力，文化是方向

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杨保军副院长认为，我国的规划师是一个有理想、勤于反省的群体。一个好的规划师不仅仅是一名工匠，还应该发挥引领作用。城市发展中，经济像马达，是动力型的；但文化的作用是方向性的，属于价值取向。城市发展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关键，保证方向的正确性更为重要。

刘奇志：新常态下城市规划传承和变革的主要内容

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刘奇志副局长认为有三方面需要传承：第一，需要统筹城市整体考虑；第二，必须为城市的长远发展考虑；第三，规划的目标是建设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四个方面需要改革：第一，立体化，增强规划的可视性；第二，动态化，加强规划可实施性；第三，区域化，加强城市发展于区域的互动；第四，公众参与，真正为市民建设城市。

俞滨洋：城镇体系规划需要解决的五大问题

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住建部规划司俞滨洋副司长指出城镇体系规划需要解决以下五个问题：第一，要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第二，要充分发挥城乡规划体系的作用，使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与相关规划相辅相成、各有侧重；第三，按照“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要求推动发展；第四，结合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整合协调各类设施网络和生态网络空间的布局；第五，解决国家和管理调控的问题，即寻找抓手，如我们管什么？什么管用？

孙施文：规划工作成就斐然，需要兼顾“人本”和“物本”

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施文教授作为主持人在听取专家发言后，就规划工作已有成就、规划的对象以及规划师的主要职责提出了看法。

首先，孙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第一，确立了城乡规划体系；第二，明确了城乡规划的社会地位；第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第四，形成了成熟的规划队伍。其次，孙教授就规划的“人本”、“物本”论谈了个人看法，认为规划的“人本”、“物本”论是个误区。规划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但落脚点应该回归到物质空间，然而物质空间的变化是受人各种各样活动影响的，并且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中人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人本”、“物本”在城市规划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最后，孙教授认为规划师的工作不仅仅是画图，更应该在解决城市问题的基础上，用目标导向进行思考，谋求城市发展和改革。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吕传廷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划依附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起到引领城市和经济发展的作用。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增长，但城市却未找到可以传承的文化。

城市规划在社会发展中起不了引领作用，城市规划师只是匠人，不是思想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设好城市空间。

30多年来我们是以经济发展为龙头，以增长鼓励为主，现在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回到原点，回归匠人心态，认真做好以下两件事。第一，我们要回到历史，追溯我们的传统，真正做到人文主义；第二，合理利用现代技术，减缓生活节奏，而不仅仅追求高效率、高收益。

中山大学袁奇峰教授结合自己的从业经历分析了规划师身份地位的演变：

1980年代规划师充满无力感，觉得做东西没有用。

1990年代城市规划成为经济发展的帮手，发展动力很强。

2005年以后，去学校当老师，更加关心在快速的发展中如何能够平衡失地农民的利益，考虑到社会公共服务等问题。

未来15年是城市规划转型、大浪淘沙的时期。

此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段德罡副教授认为新常态是近20年来城市规划的疯狂回归理性，是乡村发展回归理性。从教育角度，认为需要改革教学培养计划，培养符合新常态的规划人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松教授希望新常态下，城市风貌能得到重视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