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强制公务员搬家但不强拆民房 　

访问期间，女作家苏芩注意到几个细节：在代表团入住的首尔新罗酒店，刚到9月20日，楼下免税店门口就挂起中文书写的“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五周年”大红横幅。明洞的一家韩牛烤肉店门口招牌写着“本店烤肉只对中国人特别优惠”。但当外国游客稍有激增时，首尔又显得有些吃不消。近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说，约16万中国游客国庆节长假到首尔旅游、购物，结果造成繁华街道、百货商场和游乐场混乱，究其原因，韩国淑明女子大学的教授认为是“韩国的旅游基础设施没有改善，无法适应激增的游客”。 　

“韩国政府支持鼓励国民前往地方城市生活，并且在生育和升学方面提供政策优惠。”首尔市政府相关人员在与代表团成员交流时，并不回避人口密度过大等“大城市病”对韩国的困扰。韩国为首尔“分忧”的“疏散”做法，还体现在对新行政首都世宗市的建设。世宗从韩国已故总统卢武铉执政时开始，历经10年的反复论证及建设，于2012年7月1日正式成立。韩国政府已宣布包括国务总理室、企划财政部以及国土海洋部等下设机构从2012年开始分阶段迁往世宗，约有13万人生活在这座距首尔120多公里的新城市，其中包括2万公务员及他们的家属。 　

在世宗，该市行政中心复合城市建设厅相关人员介绍说，世宗市面积为465.23平方公里，建设规划共有6大部分，包括中央行政区、尖端知识基础区、医疗福利区、文化国际交流区、大学研究区及都市行政(地方政府行政)区。城市的中心地区是一片湖水公园。此外，为将城市打造成舒适和放松之地，世宗计划成为无电线杆、无垃圾桶、无围墙、无广告牌和无地上停车场的“五无”城市。 按照规划，世宗人口有望在2020年达到30万人，到2030年增至50万人。代表团成员最关心的是：“世宗目前还在建设，各项条件远不及首尔，公务员们是自愿前来的吗？”对此，世宗市行政中心复合城市建设厅发言人李延昊(音)回答说，政府强制规定相关部门公务员必须来世宗上班，许多公务员已把家搬到世宗。此外，房价也是吸引人的一个地方。世宗现在的平均房价约为每平方米2万元人民币，不到首尔的一半。李延昊说，现在许多人没有搬过来不是不愿意，而是许多住宅楼没有修建好。世宗市政策企划官安承大表示，世宗市的医院等基础设施已完善，等自己的子女完成教育之后，他的妻子也会搬至世宗。

对于世宗的发展模式，长期研究城镇化问题的易鹏表示：“世宗规划的50万人口目标完全能实现，但时间可能比规划的要晚。中国要学习借鉴韩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绿色低碳，我们的城市在管理水平和能源消耗方面与世宗相比还是有差距。要客观认识到大城市的疏散必须要遵循规律，不能简单以政治挂帅来推动。我们需要从经济规律和人口分布规律来入手，达到疏散的目标”。    

代表团团长杨浪认为，从国家战略上疏散城市的人口、功能，在新城的建设中充分展示环保、绿色以及低碳等理念，并且能带动就业，“这些都值得借鉴”。代表团成员苏萍也表示，中国目前可以借鉴世宗市的行政首都这一做法，“可以搬迁部分中央政府部门，分散北京的人口”。    

关注拆迁和征地问题的著名律师徐昕问李延昊，世宗市建设过程中“有没有强拆”现象，对方的回答是：“政府前期做了大量沟通工作，当地居民不同意就一直和他们协商沟通，直到他们同意为止。我们没有出现过强拆现象”。 釜山：棚户村就地特色改造   不仅首尔采取疏散、转移的做法，代表团韩国之行的最后一站——韩国最大港口城市、400多万人口的釜山也同样如此。据釜山市国际关系咨询大使介绍，釜山市通过产业转移和升级，将部分产业转移至周边城市，因此导致釜山人口小幅下降，但这并不影响釜山未来的发展。

在釜山，最让中国网络名人印象深刻的是城中村——甘川村的改造。眼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正需要破解城中村改造的政策和资金难题。甘川村面积很小，只有0.62平方公里，但人口最多时住过3万人。甘川村现在以“文化村”命名，据文化村讲解员介绍，直到20世纪50年代，甘川还是一个贫困村，住着朝鲜战争的难民，当时很多人家只有十几平方米，村里也没有自来水和排污管道。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对这种村子常一拆了之，但韩国选择的是就地改造，改善基础设施，并注入文化和艺术元素，让它成为一个富有小资气质的文化创意区。2009年，当地政府开展公共艺术项目，邀请艺术生和艺术家来装扮村庄、举办画展，使其逐渐扬名，还被选为“亚洲最美丽的村庄”。甘川文化村以其多层次的社区布局重建，阶梯式修建是为了避免房子间的相互遮挡。村内住户仍用公共卫生间，但里面很干净，没有难闻的气味。不过，据当地老人讲，很多年轻人认为这里还是不方便，更愿意到大城市去生活。

“甘川文化村曾经是一个贫民窟，但韩国政府没有一拆了事，而是加入文化因素进行改造。”于昕怡对此感触颇多。她认为，这样的做法在亚洲很少见。易鹏认为，这样的成功案例，对中国的城中村改造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要转变城镇化就是“大拆大建”的固化思维，而是可以像甘川村那样，根据自身特色改造改建。这样的建设思路能有效防止城市建设“千城一面”的现象。因地制宜，一城一策，充分保留地域文化和特色的城中村改造，才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其次，这样的建设方式，要求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易鹏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收入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现状，中国的地方政府就有无穷的欲望把一片片城中村拆掉，重盖高楼。”

对韩国“城市治理”的考察，团员们有着各自的体会，但甘川村的见闻让大家都很认同“城市治理或建设都需要以人为本，以文化为基本”。杨浪表示，韩国的现代化起步比中国早，因此中国现在城市建设中遇到的“大城市病”等问题韩国也经历过，韩国在经济规模提升之后，市政部门重新回归到对人的关注，对环境与人亲和关系的关注。易鹏认为，更重要的是，透过韩国城镇化过程的一些有意义的经验，能促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检视自身的城镇化之路，结合国情，取长补短。

首尔市政厅，市民去休闲

第一次来韩国，我感到韩国人做事很用心，城市建设也体现出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设计思路。这些“亮点”从首尔市政府新办公楼上就有多处体现，甚至新办公楼可以作为一个“休闲场所”向市民开放，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也很难得。　

首尔新市政厅大楼2008年动工，历时4年多建成，是韩国绿色等级最高的建筑。这座新市政厅就建在原先老的市政厅旁边，占地面积因而受到很大限制，同时为体现环保理念，设计师就将花园上墙，“绿墙”上种植了14种约6.5万棵花草。“绿墙”高28米，直达7层，面积1516平方米，首尔新市政厅内因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垂直花园，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除了“绿墙”，新市政厅的雨水和污水被循环利用，废热也被用来制热、制冷。大楼屋顶有光伏发电功能，为室内照明供电。

令人感兴趣的是，除政府办公区域外，市政厅可以随意出入，地上地下都有供市民休闲的场所。刚走进这个大楼，我还以为走进了一个博物馆，而不是平日印象里庄严肃穆的政府机构。地下一层的咖啡馆几乎满员，有首尔市民在这里阅读或轻声聊天，度过愉快的下午茶时间。 　

以这样一座新市政厅领航，韩国刮起绿色建筑之风当然也就顺理成章。首尔市长朴元淳的办公室每个月对外开放一天。市长办公室陈设简单，最显眼的是便签墙和植物角。满满一面墙的市民留言便利签，都是从各地汇集来的民意信息。市长把它们贴在自己办公桌正对面的墙上，每月一换，提醒自己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墙角的架子上种着各种蔬菜，市长提倡自己动手种植蔬菜，既环保又新鲜。我想作为一个普通首尔市民，来这里参观的感触肯定比我要多，这样用心思的布置，体现了地方官员执政为民的理念，也无疑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支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