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1月18日，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东莞召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作题为“新时代规划与生态理性内核”的报告。

吴志强 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

早在1985年，面临市场经济资本力量对城市规划的挑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石楠同志曾把我的讲话写入《城市规划汇刊》，指出传统的城市规划要走向未来必须有四个转型，即从单一走向复合，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刚性走向弹性，以及从指令性走向引导性思想方法。

如今，我们一方面面临大量的市场挑战，另一方面城市规划的思想方法并没有完全真正被提升为更有力的思想方法。

在计划经济下，规划是极其单一集中的。1988年，我走访了大量东德城市，发现计划经济下的城市规划，只是作为一种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其具体化、被动的状态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在东欧的波兰，可以看到城市的鞋店是由莫斯科规划的，甚至生产什么鞋子、生产多少，全部由莫斯科决定。计划制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规划实际储蓄的经济计划，而是几乎所有产业的规划都取决于莫斯科的决定。

尽管这30年来，我们打破了超级国家单一的计划城市这种模式，却又面临着另外一个改变，即依托城市活动发展而进行的思想方法方向上的转变。

现如今我们面临着城市和自然失和、城市内部多元系统失衡和城市传承和创新失续的三大问题。城市和自然失和的具体体现包括环境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城市内部多元系统失和，即基础设施项目、交通设施和周边环境严重失衡；城市传承和创新失续，包括土地供给、劳动供给、物资形态方面出现大量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三大问题，使中国城市规划学到今天为止没有停止过对城市规划制度和思想方法的探索。40年来，关于如何在思想方法上创造一套适合中国的城市规划思想方法体系，以应对中国的城市问题，一直是所有规划人的思考重点。

假如说我们的过去呈现出单一的计划经济，那么现在则是另外一种单一，即单一的市场逐利，造成城市失和。

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失和，城市内部不同事物之间的失衡，以及世代承创之间的失续，都可以归结为追求市场化的单一逐利过程带来的后果。可以看到，在世界城市规划思想方法的架构过程中，对单一模式的反思，以及在单一化之后对理性的追求，同时在各方面开展。

无论在苏联还是美国，几十年来都在探讨单一模式的问题，包括非常著名的后现代理论提出的交往理论、协作式规划理论、文脉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精明增长理论，无一不在说单一模式的不可行。

2015年欧洲大量的城市出现严重雾霾污染。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如何突破单一模式带来的这种后果？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如面临极端贫富差异的巴西，也在规划中大力寻求理性中分辨。由此可以看到，单一理性、有限理性和整体理性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批判和逐步转型的过程。

近年来兴起的弹性规划、韧性规划、混合城市规划，都强调单一模式必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城市的大量问题。因此，谈到规划的理性，我们有必要分辨其中单一理性、简单理性和多元理性之间的区别。

以今天的大会为例，我们看到规划的理性正在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从学术理性走向实践理性，技术理性与政策理性结合，工程理性与管理理性结合，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结合，这种运作才能使整个规划界不仅在中国，乃至在世界范围，都会产生更多的思想。然而，基于前面的论述和反思，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复杂科学和“大智云移”的接入突然打开了哲学层面的技术可能性。

2015年12月，历史性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其主题是围绕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进行五个统筹。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我们进行了大量工作，用几年时间建构了四代大数据平台，通过一代一代更新，到今天已经集聚了全世界城市的八大类信息，包括来源于卫片、航片、统计数据、地面感知、视频、专访、及规划的120亿条有效数据，已远超过早期美国UIC城市诊断数据库所涵盖的信息量。

通过对30米×30米精度网格、40年跨度范围、全世界所有城市卫片的智能动态识别，我们把每个城市的卫片数据集合起来，建构了“城市树”概念，将全球城市的增长现状“种”在地球上。截至目前，我们的统计数据从覆盖全球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市，逐步精准到50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市，再到20平方公里、10平方公里，截至10月1号，已经绘制9平方公里以上所有世界城市，共计9516个。明年预计将完成全世界1平方公里以上的全部13810个城镇的绘制。

在过去的国际比较中，常常遇到因为管理行政范围的差别，而无法得出科学的比较的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城市附带了很多个县城；英国的城市，比如一个大伦敦里包含了30多个小城市管理机构；而德国的城市就是一个主城。我们现在整理出的数据库，是精确到公里数的统计结果，将充分克服这个问题。

我们将所有城市按增长曲线边缘进行统计，总计覆盖9516个城市，归纳出七大发展类型，即萌芽型城市、佝髅型城市、成长型城市、膨胀型城市、成熟型城市、区域型城市、衰落型城市，每一类城市所占的百分比及各自所处位置一目了然。统计得出，佝髅型的城市，即过去40年内始终保持在10平方公里以下没有增长的城市，共计3601个；成长型城市，即一直保持一定百分比正常增长的城市共计2365个。

把这些城市按各自所在国家进行统计观察，可以看到，德国、英国、法国的大量城市在慢速成长；我们国家的城市和巴西、印度城市中，佝偻型小城市占了百分之二三十，成长十分缓慢；而另一方面，我们国家膨胀和成熟的大城市也占比相当多。由此可见我国的城市整体分布需要进一步调整，其中小城市的慢速、均匀、内生性增长需要更多培植。根据统计类型，我们可以外推并诊断我国城市未来发展趋势并采取相应措施。

通过对全世界214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的大量模拟，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国家，在城镇化率达到95%以后，人均劳动生产率也不会超过18000美金，只有一部分转型国家才得以大量提升劳动生产力。如意大利和奥地利，在城镇化率达到66%就实现了转型，大规模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可见，并不是把所有农村地区的人都赶到城市，才叫城镇化。此外，我们发现另一组案例，德国和瑞士在城镇化率走向75%的时候出现大规模转型，农村地区到今天为止还保留了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美国和英国城镇化率到80%开始转型。

由大量城市案例可以看出，城市转型的第一步是农村体力劳动到城市体力劳动的转型，第二步是城市体力劳动大规模提升到智力劳动的转型。如今天的东莞，在城镇化率达到80%的情况下，生产方式的转型、社会经济的创新带动作用最为明显，我们也非常有信心看到东莞向智力转型迈出坚实的步伐。

“大智云移”，也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网络技术，为分析城市、把握城市规律提供了全新的感知，呈现了多元化的社会，并彻底打破各个行业之间的界限。所以说复杂科学的来临，为整个理性规划范式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新思想。

当然，身为中国规划师，我们有另外一份资源，而不一定要回归到西方希腊理性主义。理性规划，若取rationalism的译法，西方人会认为我们回归到了西方60年代理性主义规划。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性规划是有中华传统的理性。中华传统思维方法，200年来受到西方思维方法的剧烈冲击，在西方简单单一逻辑的认知下，东方中华理性有时候甚至被误认迷信。而中华理性究竟是什么？相对希腊理性来说，它是更高层面的复杂理性，这种复杂理性是对生命整体的描述，是在看清本质的复杂性的基础上，上升为一种更高级的理性，超出用西方简单理性判断的范畴。

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假如简单地用西方理性来判断，将会得到非常多的谬误结论。在西方社会普遍开始反思单一逻辑的时候，中华文明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在更复杂的层面来理解城市的发展，以复杂的生态理性来认知城市的规律。

今天的城市设计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因为简单单一理性、单一逐利造成的恶果。不管是第一阶段苏联式规划还是近30年来的单一着力式，都是如此。中华理性思维的本质就是系统关联、深入思考、生态思维、复杂性演进的思想方法，正因其有这样的天生优势，在未来城市规划体系中，中华理性思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基于很多前辈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个人整理出：

第一，中华理性具有规律性，如《论语·阳货》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易例》说“天法道，道法自然”，都表述了中国人对规律和自然宇宙具有的共鸣。

第二，中华文明强调整体性，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是合一的，是整体性的；而城市规划到了今天已经进入了整合性的新阶段。

第三，中华理性具有包容性，老子在《道德经》上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体现出规划要把各式各样的学科都统筹进来。

第四，中华理性强调平衡性，强调阴阳之合，“不得中不好，故意尚中和”。

第五，中华理性强调一切事理的生态性，《周易》中说“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谓易，生之谓易”。

第六，中华理性具有永续性，在我们成长的家庭中，从小到大都被教导要节省，节省说的不是不用，省是少用和巧用，和天地形成良性的循环，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强本节用的理念。

“六性”中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的规划师，我们有天生有复杂思辨的基因。简单地说，可以总结为三句话：

第一，“天然合一”，城市人工和自然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和谐；

第二，“系统和谐”，城市整体境界相辅相成、互补共生， 城市建筑群落情景合一，城市中社会群落和谐， 人与人融合家园；

第三，“代际永续”，一代与一代之间永续，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城市，能看到今天是重要的，而明天比今天更重要。

今天我们迎来了新时代的规划，兼容并打通东西方的智慧，从而完成融合、创新。引用“十九大”报告里面的内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事实上，西方人并没有拒绝我们的思维方法，著名的相对论即是从单一走向相对的典型论著。今天我们探讨的生态、系统、二维码、大数据，里面隐藏着中华传统智慧。正如中华的文字是双向的方块字，两个维度，我们看见文字就可以感知大概的趋向，这种趋向在中华文化中被大量地应用。在积淀了几千年以后，我们去芜存菁，这就是中华传统智慧。

新城市规划要以这套生态复杂系统的理性作为内核。其中三点极其重要：一为魂，生态理性智慧作为灵魂；二为支撑，复杂科学技术作为支撑；三为动力，即要解决中国和世界城市的问题。这三点构成未来新时代城市规划最重要的三大内核。

在目前的规划工作中，我们为北京副中心研发了CIM支持系统，覆盖155平方公里，可以迅速查阅到每栋建筑的楼层高度、建筑材料使用量等，从而非常快速地支持规划决策，并进行多方案比较。我们对重大基础设施都进行了大量模拟，并进行个体化的精准计算，比如可以具体显示每个学校里有多少学生，多少时间内聚集多少人次等。

城市规划需要生态学和精确理性的支撑，针对这些我们也做了全面的模拟，包括北京副中心到设施配置量、最佳配置地点等。我们对北京最好的场所进行数据挖掘，然后进行比较，具体到北京人在哪里住宿最多、一百亩的街道分布了多少商店等。在大运河两案的设计准备中，我们挖掘了世界上八大城市，包括纽约、柏林、新加坡、上海等，其主要河沿岸每个商店的名字、产值，从而站在世界巨人的肩膀上，为这条河作出更好的配置决策。

新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在工作过程中不断酝酿产生，正在取代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方法，以适应改革形势的要求，使城市规划工作向更深刻、更严谨、更切合实际的方向发展。

*根据吴志强报告速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