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卫：从中国·中亚历史城市网络研究看世界遗产的未来发展

导读：

2025年9月21日，第十届清华同衡学术周在北京开幕。在“世界遗产四十载同行”主题论坛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董卫教授作了《从中国·中亚历史城市网络研究看世界遗产的未来发展》主旨报告。他系统分享了团队近年来在亚洲多地的调研成果与理论思考。他指出：“我们从2015年开始进入东南亚，先做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城市研究，然后扩展到南亚，这两年在中亚开展了一些调研工作。”这条跨越十年的学术探索之路，是一条从中国经验走向亚洲视野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董卫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主任委员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资源管理教席主持人

一、世界遗产格局审视：不平衡的现状与亚洲新机遇

董卫教授展示的世界遗产分布图显示：中国和意大利虽都拥有60处世界遗产，但因中国国土面积广阔，遗产分布密度远低于欧洲。“欧洲面积约1000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但欧洲世界遗产点近370个，比我们多约6倍。”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世界遗产分布密度最低的非洲处于同一水平。

这种不平衡反映了各国在遗产保护意识、政策、理论等方面的差异。董卫教授指出，古代文明遗产远多于现代文明遗产，随着亚非国家崛起，这种局面应当改变。现代中心城区申报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世界遗产申报的重要方向之一。

世界遗产分布地图

二、中亚历史城市研究：丝路网络保护与中国经验借鉴

1.绿洲簇群模式：中亚与新疆历史城市的空间共性

董卫教授团队研究发现，中亚五国作为“世界历史的枢纽”，其城市网络具有鲜明的“簇群”特征。由于自然地理的作用，中亚核心地带城市分布呈明显的绿洲集群格局：“只有在水网密布的绿洲斑块里才能生长出一簇一簇的城市。”这种以绿洲为依托的城市格局，与我国新疆地区高度相似。

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历史名城至今仍是区域中心，显示城市生命力的延续性。1990年代独立以来，中亚各国需要通过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来构建国家认同，这一过程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路径高度契合。

中亚核心地区自然地理

2.丝路跨国申遗进展：从廊道保护到网络化合作

董卫教授系统梳理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的进展：

2014年，“长安-天山廊道”成为首个丝绸之路系列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跨国申遗项目

2023年，“扎拉夫尚-卡拉库姆廊道”成功申遗

2025年，“费尔干纳-锡尔河廊道”被列入预备名录

这些进展表明，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历史城市网络，正在通过跨国合作的方式得到系统性的保护。董卫教授强调应当以网络思维来理解历史城市间的关联性，为国际合作提供新思路。

丝绸之路申遗地图

3.费尔干纳盆地案例：古城遗址的多元保护现状

康卡古城：保存完好的三重城垣结构，面临基础设施不足的挑战；

明铁佩遗址：可能为古代大宛国都城“贰师城”遗址，现存清晰的城套城格局；

库瓦古城：位于现代城市内部，正在形成“城市型”遗址公园的创新保护模式；

阿赫斯肯特古城：丝绸之路要冲，具有典型的城堡-内城-外城结构。

这些遗址展示了中亚历史城市的多元特征与不同现状。随着中吉乌铁路等项目的建设，这些历史城市既迎来新机遇，也将面临更大的保护与发展压力。

康卡古城

明铁佩遗址

库瓦古城

阿赫斯肯特古城

4.中国经验输出：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新路径

董卫教授指出，中亚国家面临的遗产保护挑战与中国过去经历相似：“塔什干等城市已经开始进入快速城市化过程，与中国过去高速城市化初期的经历十分相似。” 实际上，在历史城区碎片化，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上，中国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有可能在这些方面与中亚国家开展深入的国际合作。

中国的在快速和大规模城市化条件下积累起来的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政策体系和实践案例，特别是当前“城市群时代的遗产保护”理念，能够为中亚国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借鉴。而通过丝绸之路古城联合申遗，可构建以历史城市网络化保护为特点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三、中国实践探索：城市群时代的遗产保护体系构建

中国正在迈向特大城市和城市群时代，需要建立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基本文化单元的国家空间体系，以及具有浓郁区域特征的历史文化空间。我们的分析显示，中国的名城、世界遗产和文物资源与城市群分布高度重合。“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都有各种类型的世界遗产”，如何通过发挥这些遗产的集群效应以推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重大挑战。

左：国家级名城区域；中：世界遗产区域；右：名城与世界遗产叠加区域

在古代，将中国东西南北联系起来的是各种密集的古道和水系，这构成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基本空间格局。而今天，截至2024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16万公里，其中高铁4.5万公里。董卫教授认为：“未来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不再是大运河或丝绸之路，而是高铁、高速和无人机……，这就是未来关联城市群的国家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交通网络体系上重组新的历史文化空间体系，以便在新的条件下更好地保护、展现、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

董卫教授特别指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高铁环线的开通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为区域发展和整体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新的可能。这条从上海出发，经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再返回上海的环线，可以说是全球首条城市群内部的高铁环线。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图

四、理念创新：遗产当代性保护与国际经验反思

董卫教授提出“我们的城市就是我们的遗产”理念，强调要关注文化遗产的当代性。他以北京中轴线为例，指出天安门广场作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被纳入世界遗产，为我们理解历史城市演化变革的连续性和世界遗产的当代性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案例。正是这些变革赋予了千年中轴线以新的功能、意义和价值。

五、未来展望：亚洲城市化与遗产保护的全球意义

董卫教授呼吁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强合作：“中国刚刚开始'走出去'，需要国内很多机构和学科一起形成合力。”中亚地区国际竞争激烈，韩国、日本、印度等都在该地区开展考古和遗产保护工作。

根据联合国报告，到2050年全球90%的城市化将集中在亚洲，约20亿人将从农村迁往城市。这将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变化最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在此背景下，世界遗产保护面临重大挑战：“如何将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现代城市，以现代城市为主体来保护、展示、利用历史文化资源。”

例如，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被世界遗产中心除名就对我们具有特别的警示意义。在欧洲，德累斯顿可谓“古典气质+硬核科技”融合之城，但因修建瓦施罗申桥的争议最终导致被除名。这反映出由于观念不同，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被人为放大，这即使在对遗产保护重视程度很高的欧洲也难以避免。而且，我们看到，科隆、伦敦、京都等地也出现一些类似的情况，高层或超高层建筑出现在许多世界遗产城市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这提醒我们需要从“正反”不同方面思考并理解其发生的深层原因，从亚洲视角认真研究在更高密度和更大规模城市化条件下世界遗产资源建构、保护与发展的理论与方法。

这需要保护理论、方法、法规、制度的全面创新。总体而言，世界遗产保护应充分考虑亚非快速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趋势，亚洲和非洲的崛起也必将对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