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燕：面向可持续的社区低碳更新

导读

2026年4月12日，“气候韧性社区更新与协同治理国际学术论坛暨第七届清华社区规划与社会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佳燕作题为《面向可持续的社区低碳更新》的主旨报告。

刘佳燕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一、背景与意义

1.减缓与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路径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减缓与适应两大路径，二者在目标、行动、特点方面存在差异。减缓策略的核心是治本，目标是减少碳排、增加碳汇，具备公共品属性，见效慢，需长期投入；适应策略具有显著的地方性，见效快，居民感知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减缓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社区微观尺度，减缓行动的长期效益易被短期诉求掩盖，往往在更新决策中被延后或弱化。社区既是减缓的基本单元，也是适应的直接载体，两者整合具有天然优势。

2.城市更新进入窗口期

中国城市更新为社区低碳更新提供了规模空前的重要窗口期。碳排放存在锁定效应，当前的更新决策将锁定未来数十年的能源结构与碳排放路径，改造成本高昂且难以逆转。我国民用建筑建造和运行阶段碳排放量占比突出，既有社区是排放主体但长期被忽视。国内外低碳社区建设多聚焦新建项目，对既有社区更新关注不足，技术方法研究滞后。当下正是将低碳目标从“可选项”提升为“核心指标”、作为约束条件前置到更新决策源头的关键窗口期。

3.社区：社会-技术系统的基层单元

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来看，社区是社会-技术系统的基层单元，是技术集成界面，是低碳生活、参与文化与社区认同形成的行为培育场景，也是多重效益、多重价值交汇的节点，同时是衔接宏观目标与基层行动的治理协同平台。因此社区低碳更新并非单纯的技术或工程问题，而是一个融合空间改造、技术应用、行为改变与治理创新的系统性重构过程。

二、进展与瓶颈

1.从技术到治理：社区低碳更新的范式演进

社区低碳更新范式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技术增效，以技术驱动、工程导向为核心，关注建筑单体节能与能源技术研究，存在见物不见人、与社区社会过程脱节的问题。第二阶段转向系统整合，关注全生命周期、量化支撑与绩效评估，构建评估体系，面临多目标协同困难、政府单方面投入模式不可持续的挑战。第三阶段呈现治理转向，聚焦多方参与、行动干预、技术协同，探索实施模式与评估测算，实现从硬件更新到软件协同的范式跃迁，核心共识是治理模式的转型。

2.政策行动：从宏观目标到基层试点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国家到城市层面的政策文件，以及低碳社区、近零碳社区相关标准与规范，从宏观目标逐步向基层试点下沉。然而总体而言，当前社区低碳更新仍以“自上而下”推动为主，“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与反馈机制尚待培育。

3.普遍瓶颈：协同机制缺位与常态化推广困境

社区低碳更新普遍存在两大突出瓶颈：

一是知识、激励与制度的系统性缺失。政府部门、技术专家、市场方、居民等主体“各说各话”，缺乏整合性工作框架与对话平台；低碳的长期正外部性难以转化为各参与方的短期可见收益，缺乏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与成本分摊机制；社区层面缺乏长效的权责界定、资金保障与运营维护制度安排。

二是从“示范项目”到“常态推广”的可持续挑战。项目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突击式”项目，一旦结束，后续运维乏力；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居民从“旁观者”到“所有者、经营者”的角色转变困难；社区碳排放底数不清，缺乏常态化监测核算机制与方法，难以评估减排效果，也无法支撑碳普惠等激励机制。

总体而言，社区低碳更新在认知上已基本实现“技术-治理”转向，但在实践中仍普遍缺少支撑协同治理的操作工具、激励机制与实施载体。

三、社区低碳更新：碳排放特征与空间治理困境

1.社区碳排放核算方法

社区碳排放涵盖社区范围内的环境设施、住宅与公建、居民活动、商户及企事业单位等的碳排放（及碳汇）活动。社区跨越不同空间层级与行业门类，不同学科对核算边界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规划与建筑学聚焦住宅建筑，社会学关注日常生活与出行，景观学侧重绿化和海绵设施。对于社区低碳更新而言，运行维护阶段的碳排放（及碳汇）最值得关注。

社区碳排放的核算，首先综合运用踏勘、审计、问卷、访谈等方法，结合图纸资料与POI数据，建立社区碳盘查数据库；然后建立核算技术方法，解析排放结构，识别关键排放源；最后构建多目标协同的决策支持模型，评估减排潜力，形成策略包与实施路径。

2.碳排放特征与关键变量

团队先后在北京中心城区和重庆渝中区的8个社区开展实证研究，类型包括平房、多层老旧、高层商品房、别墅、绿色节能技术小区等，通过逐户核查用能数据，以及和居委会、物业深度访谈，获取社区碳排放一手资料。

研究发现，除位于北京中心城区边缘的某社区由于大比重的燃油车长距离通勤导致碳排放偏高外，多数社区人均年碳排放集中在1700–2700kg CO?e之间。与重庆（无集中供暖）相比，北京社区（含自采暖与集中供暖）人均年碳排放高出约500–800kg CO?e，主要来自采暖用能。从碳排放结构来看，居民直接排放（生活用能、交通出行、生活垃圾）占总量的95%以上，其中家庭生活用能（电、气、水、供暖）为主要贡献源，占比52%–72%。

有两项关键高碳源值得关注，一是家庭生活用电，夏季空调用电贡献近30%家庭用电碳排放（重庆）；二是燃油车出行，这是导致交通碳排放居高的结构性困境，研究发现，私家车通勤占比24%，碳排放强度为公交的3倍、轨交的6倍，有车家庭中燃油车占85%，长距离生活出行（休闲、购物）碳排放突出。

社会-空间异质性特征方面，人均碳排放呈典型“长尾分布”，前10%人群贡献超25%总排放，社区内部不同片区、建筑组团也存在空间差异，所以需因地制宜制定节能减碳措施。

社区碳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燃油汽车数量、受教育程度、住房建筑面积、年龄等，高碳排放群体特征表现为中青年、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高、有孩家庭、住房面积大、拥有燃油车、频繁外卖快递消费。生活用能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相对稳定，而日常出行碳排放的驱动因素高度活跃且社会化，呈现“高知-高交通碳足迹”锁定现象。另外，技术进步可能被行为变化部分抵消，典型表现如部分小户型家庭因高频外卖、电子设备使用而人均碳排放较高；空巢老人家庭因较长居家时间导致用能增加，所以低碳更新需兼顾技术改进与生活方式引导。

社区生活圈是重要的减排基础设施。大量研究聚焦通勤出行，而本研究发现：休闲出行同样重要，且更易受社区设施配置影响。15分钟生活圈完善度显著影响休闲出行碳排放，设施不足（尤其是社区级文体设施、儿童游乐空间、公园绿地）导致家庭长距离驾车出行——这是一个被忽视但可避免的重要碳源。

3.空间治理的双重困境

中国社区低碳更新面临两个空间治理困境。一是高密度建成环境的硬约束，可开发利用的公共空间极度稀缺且高度碎片化，低碳技术落地缺乏物理载体。二是产权模糊下的公共事务困境，大量老旧社区产权复杂模糊，公共区域低碳改造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所以在中国高密度城市社区，低碳更新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空间治理问题。

4.多目标多主体的协同诉求

通过对居民、市场主体、政府三类主体的访谈发现，三者关注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居民更关注“是否影响生活”，市场主体更关注“项目是否具备投入产出合理性”，政府更关注“如何实现多目标统筹”。上述差异决定了社区低碳更新必须在社会可接受性、经济可平衡性与低碳可达成性三者间实现统筹协调。

四、思考与展望

通过调研发现，既有建成社区年碳排放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社区低碳更新需在关键领域有针对性地推进技术节能与系统节能，有望在2030年实现人均年碳排放量减少约1/3。

推进社区低碳更新需把握城市更新窗口期，从空间与治理层面破解硬约束与集体行动困境，推动治理创新。行动路径包括制定统一的社区低碳更新技术指南与标准，开发多目标决策支持模型，精准识别高碳人群与区域并分类施策，强化居民行为引导，完善社区生活圈配套设施，明晰低碳改造的权责界定，搭建多方协商平台等。

清华大学课题组2014年至今在海淀区清河街道开展“新清河实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工作，我们营造了清河社区花园网络，发现社区花园等绿色空间是推动社区低碳更新的有效纽带，其直接碳汇效益有限，但可培育居民生态节能意识，影响居民出行、消费行为，增进邻里交往，激活15分钟生活圈活力。

在雄安实践中，我们探索高质量社区生活圈设施高效精准配置，“十全”到“十美”，以交往理念激活小微空间，推进“空间+服务+治理”三位一体与政-企-民协同供给的工作架构。

社区低碳更新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减碳与福祉的正向循环。要让低碳转型成为居民可感知、可获益的共同事业！

*稿件已经专家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