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加油！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特点之一是传染性极强（有外媒报道国外专家普遍认为新冠的感染系数是3.6～3.8，是萨斯的八倍），现在防控的当务之急，是避免其第二轮大爆发。医学史上著名的1918年上半年爆发西班牙感冒一共有三轮，真正造成最高的死亡率的不是上半年第一轮爆发，而是10月到12月的第二轮大爆发（虽然第二年春季的第三波疫情也比第一波致命，但也比不上第二波）。有人总结西班牙流感大爆发的教训时发现，医院实际上成为病毒扩散路径的关键枢纽。

在没有治疗特效药的情况下，阻隔发生新一轮扩散应成为当务之急。而最关键的一个举措，就是减少病人向少数医院聚集。我国现有城市医疗卫生设施是基于常规发病概率配置的，这就决定了既有医疗资源（特定医院的特定科室）必定不足以应付突发式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建议，除了疫区加大医疗资源投入，比如在集中的重疫区根据需要立即统一建设传染病医院，把患者集中到这些新建的医院和指定的原有医院外，全国各城市可采取“分布式接诊，集中式治疗”的策略，立刻把散布在各个社区的医疗资源动员起来，将其改造成为应对大量求诊病人的第一道防波堤。

具体做法

一、提升社区基层医疗点的防护标准，并将大医院急诊程序分解，将候诊-取样这一交叉感染风险最大的环节下放到社区卫生点。同时立即开通地图查询功能，所有居民通过手机可以查询到最近的“首诊-取样”点，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以及其他就诊人员汇集到少数几个大医院的情况，从而降低交叉传染的概率。

二、社区医疗点将贴有二维码的样品，直接转送有检测能力的大医院，检测结果第一时间以短信或网络方式通知就医者本人和疾控中心。检验结果为阳性的病人，通过手机定位，由指定的急救车就近直接送往隔离医院，集中收治。对于检验结果为阴性的病人，通知其居家观察。

三、统一调配全市的急救车，通过流动急救车在各个片区医疗点之间流动，随时应对新的病情。

这样做的好处

1、可以大幅降低大医院集中就诊过程中的交叉传染风险。

目前大医院接诊量大，超出接待能力，如果分解到各个社区接诊点，每个接诊点的人数可以大幅度降低，从而也可以显著降低交叉传染。以本次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为例，武汉2018年有常住人口约1100万，三甲医院32家、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362家（以上为网络数据），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2803家（武汉市政府网站2019年数据，含极少量异地的认定机构）。如果这些人口中的患者、疑似患者或密切接触者集中到32家三甲医院，其交叉传染的风险不难想象，而如果将他们分布到362家社区医院，甚至更多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这种风险必然大幅度降低。

2、可减轻大医院医护人员、医疗设施超负荷运转的压力，使其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到诊疗真正的重症患者身上。

如果将候诊-取样环节下沉到各个社区医院，甚至部分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将可以极大地降低三甲医院的接诊压力，避免优质医疗资源疲于应对一般性的诊疗工作。武汉市截止到1月26日累计确诊病例618例，其中重症87例、危重53例。在院治疗疑似病例2209位，643人在发热门诊留观，其中确诊率约45%。以上确诊、疑似和发热留观者共3470人。通过调动社区资源，可以让指定的三甲医疗机构按照危重病人、重症患者和确诊病人的顺序实行诊治。

3、可减轻“封城”、交通管制等特殊环境下，病人移动的困难，缩短病人候诊时间。

武汉市2018年集中建成区面积724平方公里，三甲医院平均覆盖范围约23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每家三甲医院的平均服务半径约2.7公里（这里未考虑三甲医院分布不均匀的因素）。城市规划认为适宜的步行距离为300-500米，对于发热、浑身乏力的病患而言，就近在社区层面就医，不仅可以免去路途距离的压力，还可以节省出行时间，有利于及早诊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居民的心理恐慌程度。

4、可节省新建集中诊治传染病的临时医院的成本。

这几年，全国各城市的医疗卫生设施得到很大发展，但医疗机构的规模不可能按照疫情峰值测算，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包括规划统筹，减少不必要的新建临时医院，不仅可以抢时间与疫情扩散赛跑，而且可以节省建设成本，减少疫后这些临时设施的去留压力。

5、在社区层次筛查发病案例，有利于城市规划大数据系统在更细的“颗粒”上分析病毒的空间分布，实时监控其动态迁移。

一方面，疫区内可以更加集中有限的医疗和管控资源在特定爆发点；另一方面，疫区外更透明的信息也可以减轻非正式局部信息带来的全面性恐慌。我们要做好应对西班牙流感那样持久战的准备，如果能筛查出高发地区并精确管控，就不必过早提升动员的强度和范围，人力、财力上也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