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于长江与汉水沿线并构筑了各类军事防御工程，即早期汉水防御体系雏形。历经隋唐水军的发展，汉水作为军事要道的作用得到提升。李天鸣先生曾说：“13世纪的蒙古骑兵在欧亚战无不胜，但与南宋的战争旷日持久，主要原因是南宋曾以长江、淮河、汉江作为屏障，并有大量舟师，擅长水战”。宋与金、蒙对峙时形成两淮、荆襄、川陕三大对峙防区，汉水流经后两大御敌防区。宋蒙南北战争首要是争夺汉水流域，蒙军旨在由此沿江挥师东下，直逼临安。位于汉水流域的汉中、安陆、均州、襄阳、宜城、荆州、武昌等城镇与堡寨就逐步建立了汉水防御体系（图1），这个防御体系几乎历朝历代在战争和动乱白热化时都要发挥一定的作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城池和堡寨遗迹散布其中，成为蔚为壮观的历史遗迹。

▲ 图1 | 汉水人居环境防御体系示意

资料来源：改绘自《湖广省图》,清代青绿彩绘。

202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大遗址保护“十四五”专项规划》提出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尽管汉水防御体系的荆州古城遗址已被列入规划，但相比明清长城与海防遗产线路的保护力度，作为发挥过同等重要作用的汉水文化线路遗址却未能从整体上引起关注。因此，本研究从人居环境安全防御的视角，重点梳理了宋元明清川陕鄂地区汉水沿线古城镇的营建历史、选址布局、防御格局与空间结构演变等问题，弥补以前研究单个城池带来的局限性，并总结历史流域城镇人居防御的营建智慧。

1 汉水防御体系营建历史与军事布局

1.1 营建历史

南宋与金、蒙对峙时期，军事防线已经由边境防线退缩到秦岭、淮河、长江与汉水一线，并构建了一系列成熟的内陆防御重心（图2）。基于此，南宋提出了“守汉淮以蔽长江，守上游以固下游”的设防思想，依城摆泊，让水船临流控扼，以虎视诸隘；利用江、淮之险，以沿江要郡为依托，分区设防金兵。两宋城防技术高度成熟，并官方颁布《武经总要》与《守城机要》两部城守兵书，指导汉水沿线城池营建活动。

▲ 图2 | 南宋江河军事戍防体系

蒙元统治时期，各地普遍推行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尤其是在蒙军遭挫折的川陕鄂地区，平毁了大量城郭，可认为是“毁城”时代，最后给明清时期人居安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汉水纵穿川陕鄂腹地，自然资源丰富，明清动荡之际流民纷纷向这一地区集中，导致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修筑城池是朝廷为了与民休息、稳定政局，营造一个相对安定的人居防御环境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1.2 军事布局

汉水流域整体性防御是由关隘、城池、堡寨等一系列点状设施据点组合而成，通过重点设防、分区作战的方式，建立了川陕地区汉水上游和荆襄地区汉水中下游的区域性防御体系（图3）。三国时期孙吴面对强敌曹魏，以“临江要塞”进行防御作战，沿江构筑城垒与坞堡，构建冷兵器时代军队难以攻陷的城池。南宋面对外患，实施守内虚外、以江防为枢纽的消极防御战略，在汉水沿边修筑城池、堡寨，同时，建立渡口重镇、烽燧等防御设施，构建了江防要塞体系。

▲ 图3 | 汉水区域性城邑戍堡防御格局

资料来源：改绘自鲁西奇. 《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 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南宋川陕鄂地区汉水流域城镇防御空间

南宋国防与北宋区别在于江防作为事关存亡的最后防线，构建了以江防为根本，以扼守川陕、荆襄与两淮三大制置使防区为屏障的江防要塞（图4）。

▲ 图4 | 1235年南宋与蒙战争初期军事防线

资料来源：根据《宋元战争史》整理绘制。

2.1 川陕汉水上游防御格局

南宋川陕汉水上游地区边防屯驻重心主要是由兴州、金州与兴元府构成。川陕汉中、安康地区，形势险要，是南北方争夺的战略要地。若汉中、安康失守，四川门户洞开，汉水上游险要尽失，南方政权则免不了灭亡命运。汉水流域是蒙元攻打川陕地区的门户，因而，在南宋与蒙对峙时期为扼阻蒙军内犯，在从大散关深入蜀边东、西两道上，构筑了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驻兵防守（图5）。

▲ 图5 | 川陕地区汉水上游军事聚落戍防体系

资料来源:改绘自《蒙古定蜀史稿》插图《1227—1236年蒙古军南下洞开蜀门示意图》。

2.2 荆襄汉水中下游防御格局

在岳飞收复襄阳之后，南宋就大力经营襄阳，构建了以襄阳为核心的“汉水防御体系”。宋蒙战争如历史循环，“晋之伐吴必造舟于上流，隋之伐陈必造舟于永安”。蒙军正是依靠“治战船，分水军，筑圜城以逼襄阳”方式截断了南宋从汉水援助襄阳的通路，发挥了水军、骑兵和炮兵协同作战的优势，最终突破南宋江防，奠定了胜局，其间宋蒙防御一方与进攻一方所依托的军事工程即襄阳军事攻防工程（图6）。

▲ 图6 | 襄阳古城军事攻防工程戍防体系

资料来源：改绘自《襄樊城市变迁》插图《宋元襄阳战役十二连城略图》。

2.3 重城重壕：汉水城池防御空间结构

陈规历任汉水沿江安陆、德安、池州城安抚使，依据其守城经验对德安府城的城防问题进行了改进，如针对金兵“填濠之法”，陈规提出炮击填濠器械与重城重壕理念，影响了川陕鄂边防区城池的修筑。陈规通过增筑羊马墙、里城墙，构建了“两壕三墙”的城池防御空间（图7）；又在城门外横筑护门墙头，距城壕数丈地方增筑内城墙，使得城门不相对，营造了丰富多变的“两壕五墙”城池防御空间结构（图8）。据《襄阳守城录》记载，襄阳城为抵抗金军，“于城外濠岸之南，离濠四十余步，创开濠一道，以作限隔”，同时“城内居民分四隅，五家结为一甲，互相察觉奸细。”可推断襄阳城池防御空间结构的营建，遵循了陈规《守城机要》重城重壕、分化区界的筑城规范，是陈规城外设防思想在南宋汉水流域地区的典型体现。

▲ 图7 | 两壕三墙城池空间结构

▲ 图8 | 两壕五墙城池空间结构

3 明清川陕鄂地区汉水流域城镇防御空间

3.1 川陕鄂地区城镇防御格局

选取汉水沿线行政区划内府城7个，州城3个，县城2个，整理其明清方志城池图中“文荫武备”的军事空间信息（图9，图10），总结古城镇山水人居防御空间结构要素（图11）。

▲ 图9 | 川陕地区汉水上游城池人居环境

资料来源：自绘，底图来自《陕西通志上》插图《地络阳江汉图》《金州》《汉中府图》。

▲ 图10 | 荆襄地区汉水中下游城池人居环境

资料来源：自绘，底图来自《1862年鄂省全图》。

▲ 图11 | 古城镇山水人居空间防御要素

（1）山水。明清汉水流域沿线城池选址布局体现出“襟带控引”的营建智慧，以汉水为防线和纽带，在川陕鄂战略要地布控关键城池，借助汉水作为城壕形成了一条复合功能的军事文化线路，体现了“依山设险、江河为阻”“点线结合、临流控扼”“以城备御、多级重心”的人居防御理念。

（2）城郭。明清两代均奉行提倡筑城的政策，明前期主要是在旧址基础上加以修筑，直到嘉靖以后，面对社会动乱而引发的治安、防守和火器大规模使用问题，汉水沿线城池通过加固城垣、添设炮台与疏浚壕池等方式，增强城郭防御能力。襄阳城外东、西、南三面增筑子城并架设吊桥，增筑城门，由单一直出直进式改为屯兵式的瓮城门，形成城门不相对空间格局，也是延续了《守城机要》的营建规范。

（3）街巷。城池多为每边开设一门，城内街巷以十字形、丁字形等划分，府州城内形成了主要街道、一般街道、巷三级，县城内形成了街、巷二级制度。如襄阳府、宜城县等城池街巷因势利导、宽窄结合，内部形成了以十字街为中心、井字形小十字街布置其中的“大街小巷”格局，便于城内军事行动，构建了区界分明的街巷防御空间结构。

（4）建筑。汉水沿线城池内部建筑布局是军事防卫与人文化育相结合形成的空间结构，如光化、荆州府城等城内守备署、营房等“武备”空间多靠近中北侧，与当时受北方军事威胁有关；文庙、书院、文昌宫等文教与士绅集聚的“文荫”空间沿正街有序布局，构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山水人居防御格局。

3.2 文荫武备：武汉三镇防御空间结构

3.2.1 文荫：山水人文防御要素

明中期汉水改道，武汉双城演化为三镇鼎立的格局（图12）。明清武昌成为湖北的文化教育中心，城内府学、文庙、书院等文教建筑分布于蛇山前后，拱卫着楚王府；城西北角修筑黄鹤楼，早期为瞭望守戍之用，后成为文人墨客游玩吟唱之地与人文地标，提振了城池的整体人居意境。城内设置武庙，目的在于尊师重道，即“入其庙，登其堂，稽其人，思其道”，从而提高军事素质。汉阳城东临长江，西濒汉水，北倚凤凰山、龟山，形成二水萦绕、两山横亘的天然屏障。宋代书院大兴，官私皆立，清末演变为官立的教育机构，以便“养成贤才，供朝廷之用”。汉口成为商业重镇后，因水患遂在北侧筑长堤，堤外筑河，构建了一堤一河的自然屏障（图13）。

▲ 图12 | 1868年武汉三镇城池图

资料来源：改绘自1998年《武汉历史地图集》。

注：红色线框为文荫建筑；蓝色线框为武备建筑。

▲ 图13 | 1876年武汉人居环境要素

资料来源：同图12。

3.2.2 武备：人工支撑防御要素

明清武昌作为汉水军政中心，在城墙上下与内外构建了完善的“武备”防御空间要素。城墙上设攻防器械，城楼平台筑垛口，驻兵戍守，弯弓架炮，作为军事守望之用。城墙下修筑拱形门洞作为城门，门前设岗哨，确保城内安全。城墙外增设瓮城，加强城门防御力。南宋武昌城因预防火灾，采取了“开古沟，创火巷”的措施，使得当时古城道路形成了大街、小街和火巷三个等级的形态，明清武昌城依然延续其等级制度，且城内巡捕府、城守营、黄鹤楼等军事建筑依湖而置，呈现“横山、湖井、街洞”的防御格局。

4 结语

南宋汉水作为战争前沿阵地和防线边缘地带，主要防御金、蒙军南侵，对城郭的防御能力要求极高，出现了城守兵学繁荣与筑城技术创新的局面，产生了“重城重壕”“分化区界”“城门不相对”的营建智慧。明清时期，导致汉水流域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起义，其攻城能力相对较弱，因此更注重城内外防御能力的综合发展，故统治者为凝聚民心、重振士气，以汉水为防线和纽带，沿江因地制宜构筑城池，产生了“襟带控引”的规划理念，城墙上下设各类攻防设施，城外山水环绕，城内军事与文教空间相结合，兵书作为武学教育基础，史书作为文化教育实例，构建了“文荫”与“武备”相辅相成的人居防御空间结构。通过对南宋时期汉水流域人居防御空间要素信息进行溯源，挖掘明清城墙军事建筑遗产的营建智慧，对丰富我国地方城市人居规划智慧，传承地方城市文化特色与规划经验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作者 |

胡根根，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　卫，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

卓怡君，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