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浚：从“好房子”到“好街区”，北京街区控规改革引领城市更新新范式

导读

为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主动适应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阶段的新要求，经2026年7月17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于近期印发了《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京规自发〔2026〕204号）。为便于各方准确领会改革精神、把握政策要义，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详细规划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浚接受《北京规划建设》记者专访，系统解读文件改革逻辑与实操路径，为首都街区更新、空间治理落地提供权威指引。

杨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详细规划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问：《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京规自发〔2026〕204号）（以下简称“204号文件”）已于7月正式发布，北京现已全面步入存量时代。请谈谈起草这份文件的背景和主要考虑是什么，希望破解过去城市更新、控规管理当中哪些现实痛点？

杨浚：可以说，这份文件的出台是“顺势而为”，是基于三重背景叠加作出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国家层面看，2025年7月，时隔十年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及同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做出了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新阶段的新判断，明确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新要求。北京作为城镇化率已超88%的超大特大城市，亟需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构建适应城市内涵式发展阶段的规划支撑保障体系。

其次，从部委层面看，2023年3月，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要求积极发挥详细规划法定作用，分区分类推进详细规划编制，提高详细规划的针对性和可实施性，并围绕建设“人民城市”要求，明确城镇开发边界内存量空间要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发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单元类型、不同层级深度的详细规划编制和管控方法。这既为北京深化改革提供了依据，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北京作为率先进入存量时代的超大特大城市之一，亟需加强规划与政策的融合创新，构建更有针对性和可实施性的存量规划编管体系。

最后，从市级层面看，2017年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批复后，北京按照“三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一步组织编制了分区规划、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目前，规划实施管理重点已经进入详细规划层次，向上要承接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各项目标指标和底线约束要求，向下要统筹指导项目实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划引导和要素保障。随着街区控规编审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以中心城区为主的存量街区，北京亟需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努力破解当前街区控规对城市更新的适应性不足、存量街区规划实施整体性系统性不强、市场参与积极性不高等现实痛点。

不同于增量发展阶段的蓝图式规划，存量发展阶段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更强调战略传导与落地实施。基于上述考量，我们推动街区控规改革的总体思路和主要考虑是：通过建立分层编制、分级审批、全程监管的管理体系，形成刚弹结合、权责匹配、动态适应的空间治理格局。希望通过街区控规来引领各区和市区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街区规划实施；同时，以公共投入带动街区整体价值提升，进而撬动市场积极参与。最终，以“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共同推动“好房子”向“好街区”整体跃升，推动城市发展方式从增量阶段的土地开发模式转向存量阶段的“价值提升”长效共赢模式。

问：改革提出从“好房子”迈向“好街区”，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方向？“好房子”到“好街区”进而实现“好城区”，这三者之间的内涵差别是什么？在您看来，一个理想的“好街区”有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

杨浚：北京新版总规的最大特点是减量，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切实减重、减负、减量发展，实施人口规模、建设规模双控，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功能优化调整。为了将新版总规各项目标指标和底线约束要求进一步向下传导，在陆续组织编制了各区分区规划基础上，同时，也在此前99版、06版控规基础上，北京于2020年初启动了新一轮控规编制，通常称为20版控规。北京这一轮控规的最大特点，是打破传统地块主导的详规编制模式，改为以规划街区为基本单元统筹编制街区控规，并在规划街区范围内统筹刚性与弹性、统筹空间与时间、统筹安全与发展；改一次性编制为分层按需编制，强调与规划实施进程同步，先按需编制街区深度的街区控规，再根据实施需要编制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深化到地块深度。一方面，在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中，赋予空间发展最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在相对的稳定性中，给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留足弹性和适应性。

北京城镇地区约3562.5平方公里，划分为1371个规划街区，每个街区约2-4平方公里。从“好房子”到“好街区”，就是以一个或若干个规划街区为范围，以街区控规为基础，通过空间、时间、权益、利益多维度统筹，实现资源高效配置、设施均衡布局、特色风貌塑造、发展能级提升和城市治理增效；从“好房子”到“好街区”，就是从以往城市更新改造中局部项目的零散实施转为规划街区的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优化，通过整合规划街区范围内各类资源要素，统筹盘活空间、资金、政策要素，从更大范围科学排布项目实施；从“好房子”到“好街区”，就是要改变以往项目碎片化、缺乏系统集成导致的城市界面不佳、街区风貌不好、街区整体品质不高、市场主体参与动力不足等问题，打破地块边界壁垒，平衡各方主体多元诉求，通过统筹各区各部门共同行动带动市场共同参与，持续优化街区空间结构、完善街区整体功能、提升街区品质价值。

这其中，“好房子”聚焦建筑本体，关注建筑安全、品质、户型、布局，解决的是建筑本身好不好；“好街区”跳出单栋建筑，以规划街区为基本单元，统筹建筑品质、环境配套、布局结构、系统支撑、功能运行，解决的是人居环境、空间价值和整体生活品质；“好城区”则是多个好街区协同联动，落实城市总体格局、重大战略、区域功能，实现地区整体功能、城市风貌、产业布局、公共资源的综合均衡配置。归结起来，“好房子”是基础，“好街区”是核心载体，“好城区”是系统集成。从“好房子”到“好街区”，进而到“好城区”，是一个从尺度递进到运行高效，再到价值提升的循序渐进的城市发展脉络。

至于“好街区”的判断标准，我们不倾向用一套简单的量化打分表，更主张采用定性导向、结构管控加滚动体检评估的方式。在框定规模总量、主导功能、布局结构、基准强度、基准高度和三条控制线底线约束要求等规划基本盘的基础上，通过街区体检评估查找问题、多元协商对接需求，从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等多个维度开展动态综合谋划和向好提升，以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存量改造的实际可能取代静态的指标标尺评判。

问：文件提出存量发展阶段的详细规划“更强调战略传导与落地实施”，从增量阶段的“土地开发模式”转向存量阶段的“价值提升”长效共赢模式。本次改革文件进行了哪些规划创新？这种转型创新对规划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杨浚：这次204号文件立足北京超大特大城市存量更新实际，改变传统增量型控规管理模式，围绕制度体系、规划方法、实施重点、协同机制四大维度进行了规划创新。一是从刚性到弹性的制度体系创新，即坚持以总体规划为统领，构建适应存量更新的街区控规编管体系。204号文件强调，以规划街区为基本单元整体谋划，创新建立分层编制、分级审批、全程监管的街区控规编管体系，在坚持空间刚性传导基础上，从时间维度为存量地区更新改造留足弹性，并将城市更新实施方案、城中村改造方案作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的特定类型，与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合二为一”，有效提高规划编制审查效率。二是从空间到时间的编制方法创新，即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依托街区控规加强资源统筹和系统谋划。204号文件强调，按照规划引领生成项目的工作思路，通过总结回天、安贞等街区经验做法，推广“四步走八清单”规划方法，从空间规划转向谋划策划，综合考虑需求紧迫度和实施条件成熟度，滚动生成“任务清单与项目清单”，持续为各区各部门制定实施计划提供规划引领生成的项目来源。三是从注重单体实施到关注公共空间、公共环境的实施导向创新，即坚持城市有机生命体理念，推动街区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优化。204号文件强调，推动存量地区的实施重点转向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公共服务，鼓励探索功能复合利用、规模流量管理、市政交通向好式改善、多元主体产权归集等适应城市更新的规划标准规范，促进实现区域整体价值的提质增效，持续提升城市综合吸引力。四是从分散实施到政府统筹再到市场政府共同推动的协同机制创新，即坚持整合政府部门力量，以街区价值提升带动市场参与，共同打造“好街区”。204号文件强调，以街区控规为基础，引领市区部门统筹政策资金，以公共投入带动价值提升进而带动市场积极参与，以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共同推动“好房子”向“好街区”整体跃升。

对规划工作者来说，这不只是工作内容的调整，更是方法论层面的变革。增量时代，规划工作更多是“画蓝图、定指标、供土地”，规划师更多扮演空间设计者的角色。存量时代完全不一样，核心不是卖地，也不是新增建设规模，而是价值提升，包括空间价值、民生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治理价值。这种转变要求我们改变思维方式，我理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终极蓝图思维”转向“动态生长思维”。不再追求一次性画完理想图景，接受街区有机迭代，刚性守底线、弹性留余量。二是从“地块本位思维”转向“街区统筹思维”。不能只盯着单个地块的指标得失，要学会站在街区单元统筹算大账，在更大空间范围去统筹公益短板和开发收益。三是从“技术编制思维”转向“策划实施思维”。规划师不能只坐在办公室画图，要前置开展体检评估、现状分析、需求研判、项目策划，要统筹各方利益寻求多方共赢，在规划理想与现实可行以及运营需求中寻求平衡。四是从“单向管控思维”转向“协同共治思维”。规划不再是规划部门单方面输出成果，要从技术精英主导转化为赋能服务配合，要学会搭平台，统筹协调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多师力量、社区居民等多方主体形成共识，追求多方长效共赢。简单来说，规划工作者正在从“编制”思维走向“编制、实施、管理、评估”全链条全周期闭环思维。

问：“四步走八清单”是本次改革中提出的创新规划方法，请您结合目前已经走通的实操案例，解读一下这套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规划方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杨浚：我们按照规划引领生成项目的工作思路，在总结回天、安贞、双井等街区经验做法的基础上，逐渐固化形成了“四步走、八清单”的规划方法。这套工作方法就是要以街区控规为基础底盘，将空间规划向谋划策划延展，变一次性项目谋划为长期动态跟踪推进，推动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的有效协同，实现街区控规与城市更新行动计划的有效衔接。这套方法的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根本上看是把规划从终极理想蓝图变成了一个可实施可落地的追求规划改善提升的过程。

一是体检评估找问题。以规划街区为基本单元，在充分尊重街区既有空间格局、建设条件和权属关系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和核实资源资产底数，聚焦学位、车位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道路拥堵、管线老化、安全韧性等城市运行问题，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适老化、适儿化等配套设施短板问题，常态化开展街区体检评估，形成可量化、可落地的“问题清单”；系统梳理闲置场地、低效楼宇、街角空间、桥下空间、屋顶空间、地下空间、墙面垂直空间、滨水空间等可利用、可盘活的空间资源和建筑资源，建立分类施策的“资源清单”，以存量资源破解存量问题。

二是多元协商问需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在充分发挥街道和社区的基层组织作用的基础上，依托“社区议事厅”等多元协商治理平台，广泛推动居民、社区、经营主体及属地单位等多方参与，全面梳理群众休闲健身、邻里交往、交通出行、政务服务等民生诉求，以及新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等实际需求，形成贴合现实的“需求清单”；立足区域功能定位，聚焦街区长远发展，描绘街区整体图景，形成面向未来的“愿景清单”，以地区多元主体共同需求愿景作为地区提质增效的共同规划目标。

三是规划引领配政策。聚焦街区整体空间结构调整、功能布局优化、市政交通条件改善、环境综合治理、城市精细设计、第五立面管控与风貌品质提升，以及用地资源统筹、实施时序安排等，系统形成可落地、可实施、可评估的“策略清单”；紧盯规划落地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围绕功能复合利用、规模流量管理、结构布局动态优化、市政交通向好式改善、多主体产权归集、审批流程改革等关键环节，形成小切口、可操作、能见效的“政策清单”，推动空间规划与配套政策一体衔接、同向发力。

四是制定计划推行动。综合考虑居民需求紧迫度、产权主体意愿、条件成熟度等因素，建立“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梯次推进机制，将规划整体目标分解为可操作、可实施的具体任务，明确实施主体、建设时序及资金来源，谋划策划形成“任务清单”；将任务转化为具体的建设项目，动态纳入各区城市更新行动、年度投资计划，持续滚动生成“项目清单”，实现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

在实操过程中，我们依托这套“四步走、八清单”的规划方法，在安贞地区梳理形成10项任务、72个更新项目，转化形成《安贞街道完整社区手册》进行直观表达，为街道的规划实施、日常管理等提供实用抓手。同时，回天地区作为先试先行的典型代表，已经依托这套方法滚动生成三轮行动计划。前两轮行动计划累计落地项目200余个，完成投资400余亿元。面向“十五五”的第三轮行动计划，统筹谋划重点项目127项、预估投资343亿元，回天地区持续以动态深化的街区规划统筹空间资源、匹配实施时序，全方位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落地见效。

问：在减量发展的背景下，北京面临着严峻的“规模焦虑”。以“募、投、管、退”的流量规模管理为思路，在新的街区控规体系下，我们如何通过设立“建筑规模指标流量池”“跨街区统筹使用”等创新手段，在严守底线的同时，为优质的城市更新项目腾挪出宝贵的发展空间？

杨浚：新总规批复后北京实施人口规模和建设规模双控，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减量发展的城市。减量发展对传统增量发展的思维方式、方法路径、政策机制、规范标准等诸多方面的冲击，引发了各方面对于规模问题的普遍焦虑。但其实，北京实施减量不能简单理解为规模只减不增，尤其是存量更新街区有大量民生改善、产业提质需求，如果把规模完全卡死，很多优质更新项目就无法落地，合理的民生诉求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北京的规模管控也并不是总量不足，而更多是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错配、功能上的错配、需求上的错配和时间上的错配。参照政府性基金的闭环管理方式，我们提出了“募、投、管、退”的流量规模管理思路。

其中，“募”，是让规模指标在空间范围内流动起来，将以前一次性分配落地的空间规模指标募集起来形成可统筹的流量规模指标池，在动态流动过程中引导建设规模指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需求相适应；“投”，是让要素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起来，把流量规模精准投放给优质更新项目；“管”，是把空间资源放到时间过程中管理起来，实现空间要素全周期管理；“退”，是把低效闲置资源放到市场机制下盘活利用起来，通过环境品质提升或引进新的业态功能等方式进行帮扶救济，通过市场作用倒逼低效用途功能退出。具体到街区管控规则上，在鼓励建立各区流量指标池的同时，我们也允许规模指标跨地块、跨街区统筹调剂。一个地块为补充公共空间短板而减量腾退出来的规模，可以调剂到本街区内其他更新项目，用于产业提升、民生配套。通过这套机制，我们希望实现总量控得住、局部盘得活。

问：204号文件提出，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达到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要求的，经依法批准后可作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的特定类型，按程序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一张图”。这项改革将对我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带来哪些利好？

杨浚：在204号文件出台前，我市的城市更新实施方案和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是两套并行的编管体系，城市更新实施方案成果无法直接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作为规划许可依据。各区和市场主体在实施城市更新项目的过程中，在履行常规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编审流程的基础上，往往还要再走一轮城市更新实施方案的编审流程，导致城市更新项目的工作周期长、经济成本高。

这次改革，我们明确提出：符合已批准街区控规的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达到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要求的，经依法批准后可作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的特定类型，按程序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一张图”，作为规划许可和项目实施的依据。

通过这项政策创新，我们将城市更新实施方案纳入到我市法定详细规划体系，把城市更新实施方案作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的特定类型，真正实现了城市更新实施方案与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的“合二为一”，相当于将城市更新项目在方案编审阶段的周期成本缩减了一半。同时，我们明确了城市更新实施方案按要求纳入“一张图”后可作为审批依据，也给各区和市场主体指明了操作路径，有效提升了城市更新项目的营商环境。这种实用型、小切口的创新探索在全国范围都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引起了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问：204号文件提出了建设“好街区”要坚持城市有机生命体的理念要求。按照这样的理念要求，今后各区政府推动“好街区”的实施重点有哪些？

杨浚：204号文件坚持城市有机生命体理念，围绕打造高品质“好街区”总体目标，将城市与有机生命体进行对应，从推动街区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六个维度系统部署实施重点任务，共同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第一要强心脏，以动能转换激活街区内生造血能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一是提能级，聚焦轨道微中心、滨水空间等城市重点地区，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具有辨识度和吸引力的活力地标，通过集聚建设指标，以点带面激发区域发展动能，构建资源汇聚、活力融合的创新环境；二是促融合，持续优化空间布局与功能业态，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推动地上地下空间统筹利用，促进轨道交通站点、重点功能区、重点商圈地下互联互通，全面提高空间资源利用效率；三是增活力，着力推动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二要健肌体，以品质提升增强街区综合运行效能，打造有温度的宜居城市。一是优结构，系统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和完整社区空间体系，通过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衡匹配居住、就业、商业、服务功能，有效减少居民长距离跨区出行，逐步降低城市整体交通流量，促进城市有序高效运行；二是重匹配，结合区域人口结构特征，统筹建设社区活动中心、邻里中心、家园中心等综合服务载体，动态配置养老托育、文体学习、社交休闲、便民游憩等公共空间，鼓励通过空间复合利用方式建设社区服务驿站，保障家政、快递、外卖等城市一线服务从业人员的基本需求，实现空间供给与群众实际需求适配、动态平衡；三是保需求，聚焦“一老一小”，统筹利用存量闲置用地与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推进老年食堂、康养健身等适老化设施和滑梯、秋千、攀爬架等适儿化活动设施的改造提升，打造全龄共享、温馨宜人的社区生活场景，推动连锁商超、生鲜门店、便民便利店下沉扩容、加密布点，实施标准化菜市场提质升级，健全社区便民商业体系，全方位保障居民就近日常消费需求；四是促共享，统筹公园绿地、文体空间、商业街区等公共载体资源，嵌入式布局各类全民健身设施，因地制宜新建、改造一批小型化、普惠型球类运动场地，满足居民多种形式的体育健身运动需求。

第三要固呼吸，以绿色转型增强街区有机代谢能力，构建可感可及的美丽城市。一是促连续，立足不同区域环境和城市风貌特点，统筹公园绿地、河道水系等生态资源，按片区打造特色城市景观，强化规划管控和引导，推动各类公共空间互联互通，建设连续完整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体系；二是添绿意，有序推进街区微更新，打造口袋花园、城市森林等无界公园，建设更多市民群众可感知、可观赏、可进入的绿色空间；三是活水系，聚焦建设人水相亲、城水共融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激活滨水空间的公共属性、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四是重织补，统筹挖潜利用街角、桥下、建筑退界等闲置或消极空间，综合运用绿化提升、设施增补、景观艺术塑造等手段，实现“见缝插绿、功能补位、颜值提升”。

第四要通筋骨，以结构优化提高街区网络联通能力，建设安全稳定运行的韧性城市。一是大联通，着力打通城市骨干路网络体系，强化街区路网与城市骨干交通网络的有机衔接，围绕“学医景商”等重点场所节点，系统提升规划街区的网络联通能力；二是微循环，聚焦畅通内部交通，构建步行舒适、骑行便捷、环境友好、空间宜人的高品质绿色慢行系统，深化落实地铁公交两网融合要求，优化地铁出入口与市政道路、人行过街设施的平面联系和竖向衔接关系，打通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三是优设施，统筹协调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加强停车设施、新能源充电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的系统优化，构建供需适配、布局均衡的交通设施支撑体系；四是保运行，有序推进老旧管线更新改造，保障水电气热等城市生命线平稳运行，加快生态、安全、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配置和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抵御风险、快速恢复运行的能力。

第五要铸灵魂，以文脉赓续厚植街区文化凝聚能力，以首善标准共建文明城市。一是留文脉，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统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功能的城市空间肌理、地域文化特色、建筑风貌特征和时代发展特点，加强城市设计，融合周边环境，延续城市记忆；二是促利用，有序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与业态创新深度融合，支持培育消费业态、创新消费模式、搭建特色消费场景，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丰富城市文化体验，增强街区活力和烟火气；三是聚民心，充分调动市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汇民智、集民意、聚民心，共同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四是增归属，注重培育多元包容的社区文化，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价值感。

第六要优神经，以治理增效强化街区感知响应能力，推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一是强监测，依托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充分利用智慧管理工具和大数据信息资源，实现对规划落地、项目推进情况的即时动态监测和常态化体检评估；二是重治理，持续强化城市智慧感知和动态适应能力，整合各类大数据开展动态分析研判，构建全域可视化、一体化统筹治理调度体系，推动城市治理模式向智能感知、精准治理转型升级。

问：本次改革提出依靠政府公共投入提升街区整体价值，以此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在街区统筹的框架下，如何平衡公益性公共空间回报，破解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动力不足的难题？

杨浚：本次街区控规改革的核心逻辑是，立足街区单元统筹发展框架，通过划分政府与市场权责边界、理顺公共投入价值转化机制，破解存量城市更新推进缓慢、社会资本参与动力不足的核心痛点，实现公共利益与市场效益良性循环与互动。市场难以独立运作的领域由政府兜底保障，市场能够高效运作的领域政府主动退出、放权赋能，通过政府精准公共投入夯实街区基底、提升整体价值，以此撬动市场活力、激活社会资本参与热情，形成政府统筹引领、市场高效运作、政企协同发力的街区更新建设新格局。

在街区更新建设中，政府重点聚焦公共属性、兜底基础保障，承担公益性、系统性、基础性、全局性的建设任务，做好补短板、强弱项、塑格局的基础性工作。具体涵盖三大类重点领域：一是公共空间提质，统筹推进街区绿地、滨水空间、公共步道、河道岸线、口袋公园、闲置空间活化、街巷环境整治等普惠性空间改造，补齐街区公共服务空间短板；二是公共环境优化，系统开展街区生态治理、风貌提升、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方位改善街区人居环境与整体品质；三是公共设施配套，完善教育、养老、文体、便民服务、市政管网等基础公共配套，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同时，政府负责街区层面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的重大工程和统筹项目，这类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公益性强、市场化收益弱，社会资本普遍不愿投、不敢投、投不动，必须由政府主动扛起主体责任、统筹资金资源、统一规划实施，筑牢街区发展的公共基底。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整合政府各部门每年固定但空间上分散零散的投资，以街区为基本单元精准、集中、系统性的进行公共投入，进而带动街区整体性的环境改善、配套完善、格局优化，带动整个街区的土地价值、空间价值、人居价值、商业价值整体提升，为街区内商业运营、楼宇提质、业态升级、产业集聚创造优质基础条件。对于市场化、可运营、可收益的存量更新项目，则应充分发挥市场资源整合、高效运营、创新提质的优势，交由市场主体自主运作、专业运营。也就是说，政府不再干预市场经营性项目的具体实施，而是通过前期公共投入拉高街区整体价值、优化片区发展环境、降低市场主体投资风险，让社会资本看得见收益、算得清账目、稳得住预期。同时，政府依托街区单元统筹机制，打通公共价值向市场价值的转化通道，构建可持续的政企协同回报体系：政府收获街区人居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城市功能完善、城市治理提质的公共效益；社会资本依托成熟的街区配套、优质的空间环境、旺盛的片区活力，通过存量楼宇改造、业态升级、商业运营、特色场景打造、便民服务经营等市场化路径，获得稳定、可持续的经营收益。

综上，本次街区控规改革是希望通过政企精准分工、公共价值赋能、整体价值统筹、收益双向平衡的闭环机制，彻底破解存量更新实施瓶颈与社会资本参与动力不足的痛点。政府守住公共底线、做好价值赋能，市场释放经营活力、实现提质增效，最终实现从“好房子”到“好街区”的整体跃升，推动街区城市更新工作高质量、可持续推进。

问：您既主导城镇“好街区”制度改革，又牵头推动“京韵乡村”共创计划。二者在规划逻辑、实施机制、价值理念上有哪些共通之处，又有哪些差异？

杨浚：这个问题精准抓住了我们近年来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两套制度改革的底层逻辑。城镇地区“好街区”和乡村地区“京韵乡村”，一个赋能城市、一个激活乡村，看似对象不同，但改革实质和内核是相通的。一是规划逻辑相通。二者都是规划引领下的治理转型，无论是城市街区更新，还是乡村片区提升，我们都彻底告别了“一次规划、长期不变”的传统模式，推动工作从空间规划向时序谋划、项目策划、落地实施全链条延伸，把静态图纸转化为动态滚动、持续迭代的治理过程。二是实施机制相通。两项工作都打破了部门条块分割、政府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构建起规划引领、政府引导、市场赋能、公众参与、多师陪伴的协同机制，实现从“刚性管控”向“多元共治、共生共荣”的治理转型。三是价值理念相通。城市“好街区”，是从“建好房子”走向“经营家园”；乡村“京韵乡村”，是从“整治村容”走向“留住乡愁、激活乡土”。一个让城市有温度，一个让乡村有气韵，本质都是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的首都空间品质重塑。

同时二者也有明显差异。一是气质内涵不同：城市重“京致”，乡村重“京韵”。城镇“好街区”，聚焦首都精致品质，突出“京致”，核心是高密度建成环境下的精细治理、功能补齐、存量提质，雕琢城市空间的精致度、完整度、宜居度。而“京韵乡村”，重在首都乡土气韵，突出“京韵”。它是三条文化带文脉在京郊村落的绵延，是古都风骨与田园乡土的交融，是山水格局、村落肌理、烟火乡愁的首都表达，是各美其美、气韵生动。二是实施路径不同：城市推“共同行动”，乡村靠“共创共生”。城镇好街区，是以政府有为撬动市场有效，依托公共投入牵引社会资源，通过街区整体行动，实现城市功能补短板、环境品质提能级。京韵乡村，是以农民为主体、规划为牵引、多方共助力。立足乡村集体土地属性和自然禀赋，通过政策赋能、资源整合、社会参与，守住生态与耕地底线，壮大集体经济、激活乡村价值、保障农民权益。

总的来说，“好街区”是首都城市更新的精细工笔画，“京韵乡村”是首都乡村振兴的时代大写意。我们一手抓实城市更新、做精城区品质，一手抓实乡村振兴、做美京郊乡土，通过城乡双向赋能、要素互通，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功能互补、价值互通、发展互促。城市精致、乡村雅致、城乡融合，最终成就首都城乡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格局。

问：责任规划师、建筑师、估价师、园艺师等“多师联动”贯穿城镇的“好街区”和乡村的“京韵乡村”这两大实践。目前，“多师联动”在落地时还存在哪些问题？

杨浚：“多师联动”是我们制度设计的重要方向，目的是改变过去单一专业单打独斗的模式，让更多专业打破壁垒、统筹起来，形成技术合力，使方案能够更快更顺畅的落地，全过程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但落地过程中确实还存在些问题，需要客观看待。

一是权责边界还不够清晰，多师没有真正发挥出“1+1+1>N”的团队合力。目前各区更多是采用受聘的技术顾问方式，各类专业人员协同机制不足，使得多师谁牵头、谁决策、谁担责，缺少明确的规定，权责边界比较模糊，很多时候还是各干各的，遇到交叉问题容易相互推诿，没有真正形成优势互补的联合工作团队。

二是多师扎根社区、扎根乡村的持续性动力不足。很多设计单位仍是传统的一次性卖图纸收设计费的思维方式，没有能够及时地探索适应城市更新、陪伴式规划的营收模式，导致街道、乡镇前期无法一次性支付经费，多师长期驻场的积极性不够，所以在“好街区”和“京韵乡村”的工作中，我们更希望能够召集到一批真正有理想、有情怀的多师团队，从项目谋划策划-方案设计-实施运营全过程陪伴，全链条参与，同时探索与镇村、运营主体等合作共赢的长链条营收模式，让多师团队成为推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中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

问：北京这一轮控规改革强调“时空统筹”和“刚弹结合”。您曾形象地比喻要将原来“折叠”的规划在时间维度上拉开，能否请您具体解读一下？

杨浚：这一轮的规划改革，我们将原来折叠的一本空间规划在时间维度徐徐展开，把一次性的规划编制变为从规划到谋划到实施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统筹空间与时间、统筹局部与整体、统筹政府与市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适应变化、回应需求、解决问题、处理矛盾；更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动规划逻辑变革、价值理念跃升和治理模式转型。具体而言：

在逻辑变革上是从“空间”走向“时间”。北京本轮规划改革的最大特点是时空统筹，跳出静态终极蓝图，转向动态过程的不断赋能，在强化自上而下的目标指标传导、搭建基础构建框架的同时，一方面，在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中，赋予空间发展最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在相对的稳定性中，给时间维度的不确定性留足弹性和发展张力。

在价值跃升上是从“居所”走向“家园”。北京本轮规划改革强调人本主义的回归，告别以往城市更新改造中局部项目的零散实施，转为以规划街区为基本单元推动街区的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优化，从以往更多关注单体建筑实施到关注公共空间、公共环境和公共服务，不只聚焦单体居所，而是整体营造有归属感的人居家园。

在治理转型上是从“管治”走向“共生”。北京本轮规划改革以共同行动为实施路径，告别以往政府单项管理、部门条块分割的传统治理模式，构建起规划引领、政府引导、公众参与、市场赋能的协同机制，推动政府、市场、公众、社会等多方主体共建共治、共生共荣，培育形成多元联动的街区治理新格局。

问：立足“十五五”，北京下一步推广街区控规改革、打造“好街区”示范，将有哪些系统安排？

杨浚：立足“十五五”，我们正在积极组织制定“好街区”共同行动实施方案。后续计划逐年谋划推进一批“好街区”建设，滚动持续开展“好街区”共同行动，也将从中选取一批示范带动效应强的存量街区先试先行，依托“好街区”实施任务清单和项目清单，推动市区部门统筹政策资金形成合力，以公共投入带动价值提升进而带动市场积极参与，实现“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协同发力。后续通过评估跟踪和总结推广，切实抓实“好街区”品牌建设，充分发挥优秀案例的示范带动效应。

同时，为适应存量地区建成环境特征与实施条件，我们将抓紧组织制定技术管理文件，以向好式改善为原则，通过等效供给、精细引导、多元共治和渐进实施等规划技术路径，破解存量地区道路交通不畅、三大设施不足、公共空间缺失、存量建筑闲置等难点堵点问题，为存量地区街区控规编制提供技术保障和路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