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鹤年：AI时代的城市规划

主笔 | 梁鹤年（Hok-Lin Leung） 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原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领域出版了大量专著与论文。2002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 城市街道上行走的人们

功能分区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广泛吸纳这一原则。然而，这种规划思维的本质是工业逻辑——城市被理解为机器，空间被视为生产要素。这种城市模式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分离与空间割裂。

当经济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逐步退出城市发展的主导地位，服务业与创新经济迅速崛起，城市空间的层级关系也在倒转。过去工业区地价（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价值）最低，商业区次之；后工业城市将是工业与商业位居核心，生活与消费活动渗透进曾经的生产空间。这一变化标志着城市价值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

更关键的是，当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后，标准化产品已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诉求，个性化消费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未来经济将以个性化、精准化、小众化为核心特征。

未来的生产将更多是标准化与精准化的结合。以3D打印为例，打印机是标准化生产的机器，而打印出来的东西可以非常个性化。也就是用“标准化模块”实现“个性化创造”，其实这不是新概念。砖头是人类早期文明中较早实现标准化的重要物品之一，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构建模块”（building blocks），人类搭建出形态各异的建筑物，实现无限的个性化创造，未来的建造与生产，将如同“乐高世界”一般。

新的经济结构会打破传统的工作—居住—消费线性逻辑。人们在家中工作，在街区休闲，在社区购物，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出现了重叠。传统的功能分区模式和相应的职住通勤格局将被瓦解，或将大幅淡化。互联网经济、流动办公、共享空间兴起，使城市功能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新的“混合”形态。这样的“混合”，起初看似无序叠加，但只要不强行干预，它就会向一种高水平的整合形式发展——以人的活动为核心，根据生活节奏与心理需求来组织空间。工业城市是以生产效率来定义秩序，后工业城市则是以复合性与包容性来维持平衡。

城市规划和治理逻辑也会随之改变，由“控制”转向“协调”，由“划区”转向“连接”。规划不限于制图，而是调和人、空间与生产关系的过程。城市更新的重点不会只是物理重建，而是社会生活按以人为本（以满足人的物性、群性、理性为原则）的再组合。一个健康的城市必须具有弹性，使其空间可以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变化而不断适应。后工业城市将体现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既高效，又有人文关怀的开放系统，由机器负责“高效运转”，以人与人的互动、才干的发挥、文化的传承作为生活核心的城市。

▲ AI城市科技互联场景

人工智能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城市的管理效率，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机械逻辑虽可以模拟人的逻辑，却无法替代具有“不完全逻辑”的人。“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

人类的认知是多维性的、经验性的，来自真实生活的体验与感悟，是三维、四维的立体感知；而AI的所有输出都是基于屏幕呈现的二维数据，即使模仿三维场景，也无法还原人类对环境、情感的真实感受。

“A与非A不能同时存在”的逻辑，不能用来处理“又爱又恨”“若即若离”“欲战欲和”等人类真实心理。如鱼与熊掌的选择，因为鱼是我所欲，熊掌亦是我所欲，选哪一个都是有逻辑的。但问题不在于选哪个，而在于要两者兼得，这才是关键。怎样用逻辑去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结合历史经验、文化背景、利益相关方的真实诉求，进而做出兼顾各方诉求的决策。这当然是有困难的，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AI的诱惑和危险正在于此——它诱惑做决定者：“由我做决定吧，你就不用负责了”；它诱惑受决定影响者：“由我做决定吧，我知识丰富，客观无私。”

AI可用来解决有明确逻辑、无真正矛盾的问题（包括可以利用概率去模拟矛盾）。但人类社会充满“无法解决”的矛盾。比如，个人需求与公共利益的矛盾、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的矛盾。这类问题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只能寻求“平衡”。

更关键的是，AI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其所有输出都是基于训练数据的逻辑推导，无法触及“人类生存与延续”这一核心价值标准。人类的价值判断源于物种延续的本能，会在自存与共存之间寻找平衡。

有关城市的规划和治理，在可见的行为背后，不可见的动机才是关键。而机器是“看”不出动机的。以等候公交车为例，机器可以看出有多少人在等，或是等哪路车，等了多久，甚至可以得到其他数据，如等候的人是谁、年龄、性别，乃至职业、收入等，但不能分辨出等待者的心态。有忧伤的等，因为是去探病；有耐心的等，因为知道公交车常常不准时；有呆呆的等，因为脑袋在休息；有抱怨的等，因为公交车迟迟不来，觉得浪费时间；有焦急的等，因为赶着上班；但也有休闲的等，因为退休没事做，坐车可以打发时间，甚至在车站总有机会碰上两三个跟自己一样的退休人士，聊聊天也是一大乐事。反过来说，车来了，大家上车后，就不一定会坐在一起了，所以多等能多享受。更有兴奋的等，因为有女同学也会在这个车站上车，一起等就有机会亲近，而上车后会有其他同学，就不好意思了。因此，车来得越迟越好。

要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公交站应该怎样设计、放在社区的哪里，就要先了解等车人的动机。这些判断机器做不了，机械化的问卷也做不了。因为问卷是标准式的、针对性的，而人的心态是活的、变化的。问卷的设计永远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假设，例如“人是不想等车的。”实情是这么简单、这么绝对吗？这也正是“科学思维”与“人的思维”的区别。看见一壶水汩汩地沸腾着，问：“水沸腾了，为什么？”科学答案是：“因为水分子受热，从液体变成气体，所以剧烈翻滚。”答案只有一个。人的答案：“因为想冲茶”“因为要煮面”“因为要为孩子洗澡”，答案多得很。

如果你提出一个明确的题目，制定所有的约束条件，机器可以给你一个必然的答案。但人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不会完全清楚的，条件和约束也无法完全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机器无法给你一个“必然”的答案；人倒有可能给出几个“不必然”的答案。因为人的问题更多的是不必然的问题，只可能有不必然的答案。

▲ 年轻多元族群在现代环境中聚集

从更深的层次看，行为背后的动机来自认知和判断，基础是价值观。小哥兴奋地在等车，因为他知道女同学会出现，而他决定要亲近女同学。这源于他自己对男女关系的价值观和他对这位女同学的价值判断。

当行为与动机(即支撑动机的价值观)能够一致的时候(即实现“所愿得偿”)，人才会有满足感和幸福感；当行为受到条件和约束限制的时候，人就会产生不满和不快。当然，在人类生活的城市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延续”必须在众人的自存与共存之间取得平衡。因此，好的城市规划不可能只聚焦于调节市民的外在行为，更要完善市民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和价值体系。这样才能使行为与动机更趋向一致，让更多的市民拥有更多幸福感。为此，城市规划工作不仅要满足市民的需要与追求，更要引导和教育市民树立正确的城市价值观，使每个市民的“所愿”更能符合市民间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