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7中国（廊坊）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大会在廊坊固安举行。此次大会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智慧城市发展联盟、廊坊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创新、绿色、协同、共赢”为主题，旨在通过落实当前政策和经验交流来促进产业园区改革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的《2017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报告》，也于当天同步发布。

功能定位与产业集群

根据中国开发区网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7个经济特区，19个国家级新区，11个自贸实验区，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5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另外省级、地市级还有大量开发区。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会上指出，准确的功能定位是新城新区成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中对经济、技术要素流动的趋向性、合理性的判断，是决策的前提。此外，很多地方对主导产业链为主的产业集群，以及新区建设规模多大，都缺乏科学论证。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信息部原副部长贾槐指出，当下产业园区建设发展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进行市场合作，可以为中国提供产能转移和人口红利契机，因此园区建设理念一定要国际化。

贾槐对园区建设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在招商引资、配置资源时要考虑“接地气”。他举了一个反例，某园区规划了新能源汽车产业，请了国内某名牌机构为它做设计，但由于当地没有产业配套，不“接地气”，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来炒作、完善。

二是在引入产业配置资源时一定要统筹考虑。引入产业可以跨界或混搭，在吃住行的民生之外，（旅）游、养（生）、娱（乐）是新的热点，在打造新城或产业园区时要考虑这些元素，“现在中国最缺的是高端服务业。”

三是文化保护。“不能在城市改造、新区建设当中把原有的土著文化丢掉，这也是顶层设计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

新城新区转向城市治理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教授吴缚龙提出，“现在郊区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从产业园区建设升级为新城建设。”这种挑战在于如何从单一园区的管委会模式或纯粹的市场运作模式，转向城市综合经营治理模式和城市服务氛围，提高密度，加强用地的混合性，从世界工厂转化为创新和智慧的发展。

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也认同其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新城新区不是一个规划概念，而从一开始就是城市治理、与政府作为非常密切的概念。

在会上，刘士林做了中国大都市新区的发展现状的报告。报告基于大数据调查作出描述统计。从规划和建设数量上来看，截止到2013年年底，我国12座大都市共规划建设新城新区130个左右，其中新区19个，新城117个，包括一个自贸区。“从数量上来说，沈阳最多，北京最少，但北京建设的最好。”刘士林说。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理事长乔润在开场时指出，土地财政、产城分离、政绩工程都是中国产业园区模式出现的弊病。对此，刘士林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要正确理解新城新区规划的必要性，不能把新城新区的建设都称为政绩工程，因为和空间狭隘、基础设施落后的老城区相比，新城新区在解决人口居住和就业、带领城市发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他的调查，1984至2014年间，中国所有国家级开发区、包括狭义和广义的新城新区，贡献了全国GDP的68%和近九成的外贸出口。

刘士林还指出，要客观认识新城新区建设的周期性。研究表明，新城居民的入住率增长有个过程，“基本三年才能住满”，这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新城建设都存在的问题。

“新城新区建设不好，责任方是多方面的，不仅是政府，每个参与的主体都有责任。” 刘士林称，对新城新区的发展要有耐心和信心，给它们成长的周期。

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在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大会前夜，大会还举行了以 “新型城市创新驱动”为主题的“固安夜话”活动。其中，关于“人的城镇化”的话题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各方就在新型城市里怎么进行民生方面的政策改进和优化、使人更舒服、使城市更宜居建言献策。

吴缚龙认为，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有两层意思：一是充分满足各类社会群体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服务；二是更重要的一个层次，要充分认识到城市是人创造的，是人日常生活的一种作品，所以要使人在社会中，在城市中发挥创造力。

“许多新城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空间规划不佳，没有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在未来的城市战略中，我们要避免分散化的城市，而应该建立起综合性、整合的城市，使城市成为人们愿意来的地方。”英国城镇化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社会与艺术学院研究院Tim Stonor说。

他认为，任何有效的城市策略，都是为人服务的城市策略。一个伟大的城市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这个城市之中，人们能够进行各种各样新的想法的交流，同时也能够见证各样知识产业在这个城市不断崛起，知识产业、知识经济的崛起，也会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来自产业界的专家、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景琦通过生动的例子来解释公共政策如何兼顾各个层次、阶层的利益问题。为了解决年轻人的住房问题，张江集团最近在园区推动一个50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寓，以比较低的价格提供给园区的人才。这个项目使得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少收上亿元，但是各级政府还是坚持要做这件事情。

“这是补短板，不能光考虑精英阶层改善性住房、甚至住别墅，而是要考虑普通员工怎么住。政府（这个做法），第一诉求不再是拍卖寸土寸金的土地获得资金收入最大化，而是效益最大化。”《人民日报》总编室社会版主编李智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