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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各界对于持续提高城镇化水平的认识是统一的，但如何科学布局城镇体系值得商榷。合理的城镇化体系是以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为前提，根据企业和劳动者意愿，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权衡机制下实现的。因此，科学认识经济的空间集聚对城镇体系构建的影响机制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

城市体系是如何在经济集聚进程中形成的

经济为什么会集聚呢？地理条件是核心要素吗？中国的经济集聚是否过度呢？传统区位理论和城市经济学将地理条件视为外生变量，解释了其在经济集聚和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即使各个地方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只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经济在自我演进中仍会产生集聚。在城市集聚中存在三个与地理无关的规模效应：第一，分享。城市里的生产者可以从更大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给，因此在规模生产中摊薄了成本。此外，对于投入品的分享使得供应商能根据客户需要提供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第二，匹配。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可以更好地选择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第三，学习。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方便职工和企业家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学习。上述规模效应和外部性具有自我强化的效果。以上两大理论相互补充，阐述了地理条件和自我强化的集聚力量共同造就了经济在空间上集聚的原因。比较世界其他经济体可以发现，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程度越高。例如对比东京和上海，目前两城市人口稠密度相当，但东京的人均GDP是上海的5.4倍，每平方公里的产出是上海的5.5倍。可见，我国的经济集聚水平还不足，经济集聚将是大势所趋。

城市体系是如何在经济集聚进程中形成的呢？决定城市布局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向心力和离心力。向心力指中心城市市场潜力大，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越靠近中心城市贸易成本越低，当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厂商扩大生产有利可图，因此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和不断被吸引的企业造成了城市集聚水平升高。离心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拥挤效应，即激烈竞争、资源稀缺引致的高价生活生产成本；二是一部分不能流动人口就地消费，会引致经济活动远离经济中心。根据“中心—外围”理论，在这两个相反方向力量的作用下，一个单中心的经济体系中，随着到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先下降，到一定距离之后又开始上升，这里是否上升取决于距离和贸易成本，如果到中心城市的距离足够远，贸易成本足够大，那么经济中的次中心就会出现。有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证实了这种理论在中国存在适用性。此外，随着经济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也会更明显，中心城市的集聚过程中伴随着人口的集聚，例如约25%的日本人居住在东京圈，20%的韩国人居住在首尔等，这说明大城市是集聚城镇人口的主要承载者，是发展城镇化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