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制约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因素
发展经济学关于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城市化理论是建立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的。该模型将经济一分为二，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工业部门只有工资上涨才能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与刘易斯模型所阐述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基本是一致的，但中国不能照搬刘易斯模型。由于存在户籍、土地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因素，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是受到阻碍的。这也是影响中国经济集聚和城市体系布局的重要制约因素。
为什么会形成目前的户籍、土地制度呢？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在资本约束的情况下只能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工业大多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居民从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城市居民拒绝农村人口的迁入，因此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改革开放后，各地区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更倾向维护本地居民的利益，忽视外来居民（尤其是外来民工）的利益。即使目前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中心城市维护本地居民整体利益的考量仍在。无法拥有城市户籍就意味着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例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再看土地。中国有18亿亩耕地红线，除此以外的农地每年根据规划被逐层分配到各级政府用作“建设用地”，且建设用地指标不能跨地区自由配置，这就意味着农民无法将家乡的宅基地与进城购房用地“占补平衡”，这导致了一方面农民进城买房成本大大提高且闲置农村宅基地不能自由流转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建设用地不足却无法获得补给从而限制了经济集聚。
中国在劳动力供给、土地供给、资本供给等生产要素增长率面临下行的趋势下，经济增长的潜力应落在调整结构上，而调结构的出路在于资源跨地区的再配置。只有消除制度对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才能把农民从农村吸引到城市，这样城市的规模效应才会继续放大，农民收入就会提高，城市化进程才能获得持续动力。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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