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3年9月24日，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三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在武汉市成功举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作了主题阐释发言。以下为大家分享发言的主要内容。

尹  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下半场，高质量发展导向愈发明确，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是应有之义，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多元人群的全面发展需求响应问题

从以人为本转向以人民为中心，更多的是要关注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需求，响应多元人群主体全面发展的诉求，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和人的现代化。

农村人口由乡进城的门槛在逐步降低、渠道在逐步完善，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制度设计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重点是创造就业机会，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住得下、融得入、过得好。

比如，新市民的子女教育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后辈们缺少好学校可以念书，另一方面从小学到高考前频繁转学导致他们很难念好书。当前适龄劳动力的高失业率，既与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形势有关，也与新生代农民工及新市民子女普遍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关怀有关。因此，未来需要着力在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劳动力就业技能上下功夫。

二、适应人口高流动社会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配套问题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直维系着城市与乡村的双向循环，科举制度可以进城，经商可以进城，退休致富以后，有通畅的渠道可以返乡。当前我国城市文明和城市的先进生产力如何回到乡村，包括人的回归、资本的回归、生存状态的回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挑战。因此，当前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考虑当前农村居民，也要考虑真正热爱农业、喜欢农村环境、回归乡村生活的人。随着从城返乡人群的扩大，“新村民”的身份认证、资源再分配、返乡创业等问题值得关注，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创新和权利保障。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区域协同时代，人口从城市到城市的流动成为常态，在不同生活成本地区、不同能级城市之间，也会产生大量的流动。高流动性社会将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聚集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空间资源规划安排等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应对的是一个走向更高程度现代化、更高流动性的社会。这种流动性，也体现在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可能会不断地迁徙居住地点，早年可能跟着就业走，或跟着更好的公共服务水平走，晚年可能还会跟着山清水秀、相对慢生活的环境走。

为应对高流动性社会的各类需求，我们需要在人口问题、空间配比问题、资源分配问题上做出一系列调整。以人民为中心，更多要关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回应多元人群主体全面发展的诉求，保障所有的人在城乡生活当中有基本的尊严。

三、更高质量的城市规划建设导向问题

新一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从生态、绿色、效率、公平、共同富裕等角度，强调了未来城市发展的高质量追求和要求。这与国家整体从快速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关系到国家整体大局发展标准的提升，也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规划、策划、建造、落地等一系列更为具体的要求。

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暴露出我国城市建设安全韧性水平不高的问题。未来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区域型工程设施的标准设定等方面提升整体建设标准和水平，同时与时俱进提升应对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响应能力。

四、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循序渐进、联动发展问题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中心城市崛起，到现代化都市圈的培育，再到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直到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很多变化。大城市的虹吸现象和对外辐射带动同时存在且动态变化，需要按照市场规律推进产业协作，周边城市跟大城市争相发展金融服务职能不是现实的选择。我们既需要追求最终的城乡融合和区域发展的更为平衡，同时，也要直面当下普遍存在的差异化。这些差异化，可能也同时是不同能级城市、城乡之间寻找自己特色化、专业化发展道路的机会。

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转变发展方式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建议培育更多高等级中心城市，以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支撑全国区域均衡发展，同时也需要关注集聚扩散作用发挥的时间节点、产业选择和缓解大城市病等问题。

五、超大规模城市细胞级别基层治理能力提升问题

简单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体系，并不能有效解决老百姓一系列日常需求。实体的链条、实体的社会组织形态和网上虚拟的社会组织形态，各自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和优势，值得进一步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加快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寻找更为优化的大城市发展路径，缓解大城市病症状，提升特大超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满足感，应是未来关注的重点。

供稿单位：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