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土地增值利益的争夺，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土地问题经常成为媒体和各界关注的热点。然而仅仅就土地问题谈土地问题是不够的。我们略加追问，不难看出土地问题与地方政府有紧密的关系。很多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地方财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

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和城市外延扩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预算内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预算外靠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及以土地抵押融资是政府储备土地的真实宗旨；新一轮的城市扩张主要由银行资金投放支撑，而银行贷款又是通过土地撬动。

图1展示了两组数据：一组是2001年来各年的土地出让金，另一组是各年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土地出让金的规模已经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2010年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二。考虑到这笔钱地方拿大头，占七成，那真是好大一笔钱。说土地是“第二财政”，那是名副其实的，土地不仅是“财富之母”，还是“财政之母”。（图片及数据来源：澎湃新闻网－徐远：辨析“土地是财富之母”）

土地财政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也引发了诸多弊端。土地财政何去何从，成为当下讨论的焦点。今天为大家介绍几方观点，掀开了笼罩在土地财政上的诸多面纱。

观点赵燕菁：废除土地财政是自毁长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中，真正可以改变历史的只有土地财政的存废。在这个问题上，主流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支持废除土地财政，而我却认为废除土地财政是自毁长城，是舆论的少数派。

城市的本质是提供公共服务

大多数学科对城市的解释都差不多，但我认为制度经济学给出了更好的定义：城市就是交易公共服务的空间。

公共服务总要在一个地方卖，这个地方只能是城市而非农村。有公共服务的就是城市，没有公共服务自己自足的就是农村，一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要修路、围墙、集市，只要有集体行动，开始共享这些服务了，这个就变成了城市。因此，城市的关键是公共服务而不是规模大小。

在这个定义之下，城市政府的角色很清楚。政府就类似于一个企业，只是不生产电脑、碗、汽车等东西，生产公共服务。

如果把政府的本质搞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政府和企业、市场都是一回事，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的一部分，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取决于公共产品私人提供有效率还是公家提供有效率，如果政府提供效率更高，即便让私人进去，私人也是不行的。

以资本循环积累改善公共服务

公共产品和普通产品一样，也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成本来看，公共产品的成本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另一部分是可变成本。

拿城市道路、桥梁这些公共设施来说，100米的桥梁修99米是没有用的，必须全部修好，只要固定成本没有投够，资产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一定量的固定成本是躲不了。建成了以后，维护道路和桥梁的成本就是可变成本，走的人越多，成本摊得就越低。所以，公共产品的特点就是规模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可以享受这么多公共服务。低成本享受公共服务，这就是城市和农村最大的差别。

要启动城市化，第一个条件是能将未来的收益补贴到今天来支持建设设施，然后把收益分年度偿还，这种模式的创新为大规模长周期的投资提供了可能。

第二，有了这种模式以后，接着要通过资本循环积累去改善公共服务。以前，上海租界和华界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租界对土地征税，地价每三年评估一次，评估之后土地增值收益再加税，所以，他们只要修一条路，马上房子就升值了，然后再加税，租界再拿这个钱修自来水管，形成了公共服务提供与征税的正循环，这样，租界公共设施的成本全部靠土地的升值来承担。相反，在华界，土地升值的好处都归地主，政府没钱去提供公共设施。这样发展下来，1870年时，租界和华界的土地价格相差无几，到1933年时，租界平均租金是每亩33760两白银，而华界平均租金是每亩1028两白银，相差极大，租界地价七十年之内翻了140倍，这就是当时城市化的差别。

城市化不同的阶段对投资有着不同的要求。城市化初期，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和欧美国家已经完全建设好后怎样管理基础设施是不同的概念。中国还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相应的固定投资当然会高，之后才是考虑怎样设计收费机制把成本收回来。所以，城市化启动的关键是如何取得最初的资金，有一些国家通过制度设计过了这个槛，它们的城市化就启动了。

因此，以何种方式累积原始资本就显得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