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周其仁：土地财政损失的是城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征地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损失最大的不是农民，损害最大的是城市自己。你很容易来的东西不会好好用的，啪一块地拿来，然后你去研究这块地它用好了吗，用到最优了吗？没有，来得容易，去得容易。

市场体制对健康的城市化很重要。市场体制就是大家来分享信息，现在城市规划跟过去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城市规划有什么不同，第一做规划绝不是光自上而下，绝不光是头头意志的图上画画，这是错误的规划。规划就是一个平台，就是个信息交流的平台。现在好的城市规划馆都要公示，要听社会各界意见。还有政府主导做了规划，其实天下没有城市完全按规划建成的，没有的，一定调的。

“那个调的力量和调的权力要给社会，开发商可以建议说这里这么搞，那里那么搞。很多人说开发商不就赚钱吗，是赚钱，它要赚钱就要研究客户，就要研究需求。我们走到市场经济今天一听赚钱就认为很鄙视，这个错的。赚钱这个动机背后有信息，动机讲起来是不够伟大，它反映买的人要什么，这个东西卖给人家的，如果不反映这个信息，这个信息不纳入到城市建设的体系当中来就不行。”

目前政府规划往往没有任何讨论、商量，没有来自于开发商、投资者、金融机构、居民、设计专家的意见。他指出好的规划是所有相关各方参与意见，交换意见，矛盾冲突平衡，找到平衡点的过程。这样的规划才有生命力。“现在一些人试图把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理解规划，这个一定也会碰头。为什么？你处理不了那个信息。你看我征块地到银行一押，套了钱就干，是很痛快，很多信息你就丢了。现在如果你是发债，中介机构要评估你，哪个城市发的债发得出去，投资者最后也要算，他也要算很多东西，他要决定这个钱是掏给你这里，还是掏给你那里，这种多层次筛选信息、寻求利益平衡，总体来说就是市场体制，法制下的市场体制。”

“城市化不可能没有政府，我从来不认为哪个市场里是没政府的。”政府不是在市场之外的一个主体，它在市场里面。无非是跟市场其它主体不同，它有权威性，它手里有合法强制力，因为任何有效的社会组织包括市场活动这个力没有是不行的，完全靠自觉、自愿，最后玩不下去的。

但是这个拥有权威、合法强制力的组织，它在市场里活动，它做的所有决定也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政府雇人就可以脱离市价，脱离市价你能招到优秀的人吗，反过来你出价最高，就把市场最优秀的人招到你那里去了。政府雇人的价和市场价之间要有个咬合度，所以越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市长，越要高度注意研究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内容来源：周其仁：土地财政损失最大的不是农民 是城市自己）

土地财政存废之辩

1 土地财政造成的土地闲置怎么办

韩毓祥（新鸿基房地产研究部经理）：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是学习香港，通过城市经营，地价上涨。但是，中国不到十分之一的城市能够做到既有供地又能高价经营，大部分城市的情况是一届市长或者是书记上任时，土地市场已经过剩，但是他对土地财政总的金额要求没有降低，每年都在增长，但由于土地已经过剩了，地价很难涨。土地财政做的漂亮的地方不多，上海、厦门、广州、深圳是，还有省会城市是，大部分的城市很难走这条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土地有大量的闲置和浪费。

政府在做土地经营的过程中，导向是跟他自己有关的。赵局完全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因为他是规划局的局长。这是一个公共话题，有很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看的问题都是不一样。从政府来说土地财政就是政绩导向。不是土地价值最大化为导向。住宅和商业用地在整个用地比例是很低，哪怕是出让土地。工业用地是大头，但都是政府极低的价格出让，因为政府看到的是工业带来的利润和税收。商业用地也会带来持续的收入和就业。所以，这过程当中就没有看到土地的价值。

2 土地财政是对部分拆迁户的掠夺吗

张燎（上海济邦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土地财政从财富集中和积累的角度来看虽有合理性，但是赵局的演讲当中更多是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必须快速发展，必须筹资，没有比这个更可行的方式、手段的时候，依靠土地的投入要素作为资金的筹集对政府来说就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就忽视了公平性和利益受损方的感受，这不单单是资金筹措的问题。利益受损方感受是一个社会问题。

赵燕菁（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征地拆迁公平不公平？举一个例子，厦门的地铁修到老城里，最后不到一公里的一块地，赔偿要70亿，规划局就反对，然后就改了，挪了几百米出来。这一下老百姓就造反了，说我们家新房子都看好了，你又不来拆了。我说你要价这么高拆不起了。所以很多人是想暴富，不能怂恿他们这样。所以，现在老百姓不是利益受多少损失，而是要价很高。但是，赔的钱都是公共财政，是大家交的税，怎么能就给你这几个人。所以，是超额补偿，不存在掠夺。

3 地卖完了怎么办？

张燎（上海济邦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我也认同土地财政对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过去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以看到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很多城市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都有赖于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改造的投入，资金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土地财政，这是要肯定的。

我认为换档有危险并不意味着要因噎废食，其实是要慎重。因为现在依赖性很强，土地财政要换到税收财政的大方向大家都比较认同，包括赵局在后面部分也提到是大方向。但差异就是切换方式的问题。其实，转换的困难比较大，已经以七十年的土地出让款付出之后获得的房款，在转换中间怎样征税，这和对新增量的房地产征税是有区别的，如果没有区别，物业进行统一征税的矛盾很大。

也就是说，土地财政的换档依赖性和困难是需要慎重处理的，现在财政部还有国务院也在提房产税、物业税要征收的大方向，但是都没有提出来具体的方案是什么样的。上海和重庆的试点不具代表性，那个范围非常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