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的确，城市是人的，城镇化必须考虑人。

6月22日，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发布会现场，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强调，城镇化的上半场是追求GDP的增长，“下半场必须转向以人为本。”

在他看来，中国城镇化率在经历了快速增长后，已经进入了“第二拐点”，城镇化速度将放缓。换句话说，城镇化已经从速度、广度转向深度。正如仇保兴所言，城市既是问题的源泉，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前半场追求GDP增长，表现为先污染后治理，但后半场一定是‘绿色的城镇化’，即一要遵循城镇化内在的规律；二要在城镇化过程中还前半场的债。”仇保兴说。

城镇化进入“第二拐点”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7.9%到58.52%、常住人口由1.7亿增长到8.1亿……当然，其中也不乏挑战与问题。

在仇保兴看来，说到挑战，首先便是城镇化速度。

他介绍：“关于城镇化速度，大家意见比较集中的是1995年美国地理学家提出的诺赛母曲线，有两个拐点，一个是城镇化30%的时候起飞，第二个是70%的时候进入慢速增长，最终城镇化率是90%。”

但对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仇保兴则有不同结论：“中国城镇化路径跟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路径是有区别的。”

具体来看，类似于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基本有30%~35%的人都是真正居住在农村，而且最终回到乡村去居住的趋势非常强烈。“所以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在65%的时候就会出现第二拐点，城镇化的速度会放慢。”

“现在人口流动是双向流动，有一部分人到城里来，一部分城里人回到乡村去。”仇保兴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后已经进入了“第二拐点”，城镇化速度放慢了。

因此，回到农村、回到小城镇，也相应地要求当地的环境、配套要跟上，这也是城市发展中“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这几年流动人口也在不断减少，这是很正常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恰如其时。”仇保兴表示。

此外，在他看来，郊区化趋势加强、社会老龄化快速来临、住房需求持续减少、城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小城镇人居环境退化、人口流失、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等问题，都是上半场城镇化留下的重要挑战，“是下半场需要还的债。”

仇保兴举例，比如小城镇的人居环境、人口流失问题，“为什么小城镇的人要住到大城镇？子女教育、就业、结婚准备、就医等因素很关键。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小城镇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城市文化传承要“抢救性应对”

在上半场“大步”城镇化的同时，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一系列“城市病”也不断凸显，下半场，如何“治病”？仇保兴也有自己的看法，“城市既是问题的源泉，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他看来，解决城镇化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城市本身的问题。

“城市现在很重要，下半场应该把建成的城市空间作为一个不断升值的艺术品。”仇保兴直言，城市应该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没文化是很糟糕的。

在他看来，城镇化上半场过程中，中国的城镇特色和历史风貌丧失，“大多数城市已经成为了国外‘后现代建筑师’的试验场，全国各地城市都趋向‘千城一面’，传统城市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的格局被破坏。”

对此，仇保兴认为，“下半场可以向黄山学习”，作为徽派建筑的发源地，黄山的发展战略有三条：第一，凡是好的徽派建筑要保留；第二，新建建筑必须是徽派，就是粉墙黛瓦。第三，玻璃幕墙建筑分期分批改造成徽派建筑。换句话说，“对城市文化的传承，在后40年城镇化过程中要抢救性应对。”仇保兴强调。

此外，随着当前技术的不断进步，“智慧城市”也成为解决城市病的重要手段，仇保兴表示：“城市硬件的改善必须从建筑到基础设施，再加上‘软件’，即智慧城市，这是调治城市病的必由之路。”

当然，必由之路还有更深层次内涵。就像仇保兴所说，下半场是“深度城镇化”，要求把治理策略扩大到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之间，一定要有城乡融合、城市群的观念。

“城镇群的规划是时候了，因为中国城镇化下半场就要解决城镇群里的欠账。”仇保兴说道。这也要求在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之间要基础设施共建、生态环境共治、不可再生资源共保以及支柱产业共塑。“深度城镇化要求把城市治理策略扩大到城镇群和城乡关系的大范围，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