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9日是夏宗玕先生（2018年1月18日逝世，享年85岁）诞辰85周年的纪念日。我深切的怀念这位和蔼可亲善良如姐的老领导，心中总想写点东西，表达自己对她的思念之情。动笔之时连续惊悉院里原来的老领导贺雨先生（2018年4月6日逝世，享年93岁），徐钜州先生（2018年6月28日逝世，享年87岁）相继驾鹤西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三位令人尊敬的中规院老领导相继离世，悲痛之余更加感到他们的努力和不易，更加怀念他们为城市规划事业的无私贡献。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文革后恢复建立的最初的二届领导班子，除了夏先生、贺先生和徐先生外，有周干峙院士（第一任院长，2014年03月14日逝世，享年84岁）、邹德慈院士（第二任院长）、万烈峰书记（第一任书记）、张启成书记（第二任书记，2017年3月27日逝世，享年82岁）、张秉忱书记（第三任书记）、陈占祥总工、安永喻总工、王健平老总等（班子成员还有陈润、王俊岩、罗成章），他们都是国家建设初期城市规划的参与者，文革后城市规划事业复兴的推动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创业开拓者。几十年来，他们兢兢业业、克己奉公，高瞻远瞩、纵横捭阖，布局大势、技术尖精，遂志成形，规划鼎盛，经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诚奋进，终于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从文革后保留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一个所，建成了国内外知名、技术人才广聚、规划体系成型的国内最大的规划设计编制研究咨询的一流大院强院，也推动了我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全面发展。我跟着这些老领导，走过了我院重建发展和我个人入职后的成长之路。随忆夏宗玕、贺雨、徐巨州等老领导为人处事为人师表的一些往事，记念先人感恩前人，也激励自己和后人，多为城乡规划事业的发展尽力。

我最早认识的是贺雨先生。当时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城市规划所。第一天到办公室报道，见到了贺雨所长，谢书记（女，不长时间即调走，记不清全称）和张玲珍主任。贺雨先生头发稀疏，露着微笑，一见面似乎很有眼缘，聊了几句他突然问到我的母亲，好像十分熟悉，令我十分惊诧。我委婉地告诉她，母亲从国家机关调离后参加当时教育改革北京景山学校的创办，文革初期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当时教育界混乱状况，曾短时担任学校革委会主任，随后被打倒并遭到非法关押。贺雨先生听后连连叹息到，文革打倒了那么多干部，还毁了孩子的教育，历史肯定是会记录的。在当时能讲这样的话，是要有勇气和认识的，他的话让我心中感到丝丝暖意。后来我问家母，才知贺雨先生是一位老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作过政务院周荣鑫秘书长的秘书。我母亲那时也曾在那里做领导同志的秘书工作，所以很熟悉。因为当时城市规划尚属于保密工作，我和好朋友朱延东（后去英国读书）又是文革后第一批分来的大学生，他们这些领导一定会看档案的，并从中知悉我父母名字。当然这是我的猜想，没有与他老人家证实。以后几年，我跟着贺雨先生出差搞小城镇调研，做课题，参与唐山灾后恢复规划的详细规划，得到他多方面细心指导和教诲。1984年暑期，贺雨团长带队首次参加了东亚地区住宅与规划组织（EAROPH）国际大会。团里有陈占祥总工和邹德慈所长（时任经济所所长），以及我。当时他让我负责全团的财务，这是我的第一次出国任务，除了兴奋啥也不懂，我去问贺先生，他说你就按国家规定办。在香港参会期间，陈占祥总工和邹德慈院士发言，介绍了文革后刚刚恢复的中国大陆的城市规划，受到热烈欢迎。会议组织者香港大学非常重视第一次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不但承担了相应的参会费用，还专门为每一个团员申请了一笔个人的专家费用。贺先生要求很严格，让我把专家费集中管理，我记得除了买过几瓶水，没有做任何开销。那时出国部里没有给任何费用，还要求境外给的包括个人零用钱结余后都要上交。回国后他让我把会议发的4个人的专家费用数千港币按规定全部上缴给部外事司（当时可是足足可买二台29吋的大彩电）。当时部外事司的王会计说，你们是这几年未花国家一分外汇还交回国家外汇最多的团。贺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严格遵守纪律的老领导。

徐巨州先生那会儿在院里主持全院的科研和生产工作。我记得他当时抓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编制院管理的统一技术措施。我们出差时，徐院长的手提箱里有一半空间都装的是院统一技术措施，有十本左右（当时我也不知为领导提提箱子）。我当时问他，带一本看看和修改不行吗，省得这么重。徐院长说，这个制度我们刚刚在建，城市规划的专业多，相互交叉的内容也多，要不断相互判断，才能避免漏洞和出错，才能形成完备的草稿。那时也没多少业余交往和活动，一有时间他就坐下来，一字一句的认真修改起草搞。可以说中规院的统一技术措施，就是在徐院长的直接主持下形成的。此后，王健平总工和几届科技委科技处不断补充修改完善，成为中规院稳定的技术管理基石之一。这在国内规划院是首创，也输出影响了整个规划设计行业。1987年底，院里把我调到了交通所当所长。徐院长负责分管这个所。任职前他把我叫去谈话，说到交通所是我们院高技术含量最多，人员配备最齐整，人员学历素质也是院里最拨尖的，他们承接的城市交通规划，在当时是有全国性影响和示范作用的，院里非常重视这个所和交通规划行业。他希望我去以后，能够有耐心，并且尽快地处理好遗留的城市交通规划任务，解决所管理的矛盾，为院挽回声誉。当时他还特别告诉我，要爱护这些年轻的孩子，年青人想出头不是坏事，但要讲相互配合，要完成手里的任务。那会儿我国城市交通规划刚刚起步，要学习了解的新内容新技术很多，我恶补了一下交通规划方面的教材。后来我向徐院长报告，说学了好多学校没接触的专业内容，徐院长说你多少懂点，就便于和大家交流，也便于组织开展工作。我在朱俭松老所长、马林副所长的配合下，和交通所的同志们一起努力，算是基本上完成了当时遗留的任务。后来我才知道，是徐院长坚持把我从经济所调过去的，我一直铭谢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工作支持。

1995年的一天中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夏宗玕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我记得她一副严肃的样子地对我说，学会决定筹备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想让你去做主任。我说我学历浅，想去读书也没成，这个担子有些重，是不是推举其他人看看。我依稀记得当时夏院长说，你有你的优势，年轻人中的“老人”，肯动脑子想问题，对人和事也比较公道（当然还说了我的不足，这就不写了吧）。我和邹德慈院长碰了，觉得中规院里还是你合适。停了一会，她又眯起眼睛嘴角一翘突然的笑了起来，不是让你“岗位成才”吗，……，略作停顿，又说道，你不就成了孩子王了。那亲切的语句真情的流露，我心中大为感动。就这样，在1996年2月青工委第一届会议上我被推上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舞台。以后在一次会上，吴良镛先生也曾打趣地对我说，八十年代唐山总规时你领了一帮娃娃兵，现在你做了一个娃娃头。这些令人永世尊敬的规划界老前辈、老领导，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时时关注着年轻人的成长，提携着年轻人。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已是满头白发的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依然充满了激动，时时感念着学会和中规院老前辈老领导的信任和关心（此段截自我的《青工委筹备成立二、三忆》一文）。

我最后一次见到夏宗玕院长是在部的门诊所。那会儿我去取药，正好看到夏院长也坐在那儿，我们俩就聊了起来。时间好像是在2006到2007年吧！夏院长问了问我从院到部里工作的情况，还打趣地说道，我在机关多年到了院里，你是在院里多年到了机关，咱们正好调个个儿，不过还都是在一把伞下。我给她约略地讲了讲当时我们正在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事情，讲了讲乡村规划当时的困境。她非常赞成地说道，中国的城市规划搞了这么多年，抓一抓乡村规划太应该的，再不抓可能就晚了。她深情地回忆起60年代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讲到他们到农村规划的情况，说有人放大卫星，他们搞规划的人都不信。还盯着我说，乡村规划工作现在是空白，大的规划院都去挣钱了，村镇规划不容易推动，必须坚持下去，深入到农村，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反应农民最真实的愿望，这样才能做出有影响的，得到农民认可的规划。我们俩还顺势讨论了《城乡规划法》，我告她现在农村的规划工作面广，部里原来的一些职能和权力在1998年的机构改革后，有的都失去了。怎么做事非常困难？她说，你们只要坚持城乡规划就行，因为城乡规划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龙头，也是农村发展的龙头。要城乡一起规划，城乡统筹的规划，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农村发展服务。如果单一的做农村规划，把它跟城市隔离开来，那就不是我们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规划了。她的这些质朴的话语，对我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后来我们在村镇规划方面，始终坚持《城乡规划法》是统一的法规基础，城市与农村的规划管理是分层设置的观点。今天我们在推进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依然要坚持统筹城市和乡村发展建设的规划不能缺失缺位，坚持城乡规划对一切建设活动的主导地位和管制要求，依法实施管理。

这些老领导都是我进院班子前的领导，我始终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学习，深知他们对院里的年轻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关心与爱护。我在经济所、交通所、在院科技处以及院领导工作期间，周干峙和邹德慈两任院长和两任张书记都多次提醒我，要关注和培养年轻人。夏院长还特别叮嘱我，你在科技处和总工室工作，要在院管项目审查时，努力发现优秀的项目主持人，徐院长则要求我通过院审查大项目时，发现优秀的所主任工。可以说当时的科技处总工室，是院优秀人才举荐的主要渠道之一。此后在邹德慈院长领导和王健平老总的指导下，相继建立健全了院生产办公例会制度、分院巡视制度、院（所）管项目审查制度和所主任工、项目负责人的考训机制，并且与院人事管理制度实现了全面对接，又通过院全面质量管理不断细化实化。经过几届班子的不断努力，中规院的技术业务活动管理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中规院技术业务管理制度的科学建立极大地促进了院规划业务事业的良性快速发展，保证了院规划设计业务成果质量，也发现培育成长了一批青年才俊。

这些老同志不但关心院制度建设，也十分关注人才成长。夏宗玕先生就曾多次对我讲过要关心和爱护赵燕菁同志。1992年《天津国际工业区土地开发预可行性研究》和1993年的《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技术试验区发展规划》两个院级试点任务，项目负责人是赵燕菁。我有一次向夏院长汇报项目进度时，夏院长告我说，燕菁这孩子很有头脑，很有想法，你们一定要发挥他的长处，让他能够放开手来做规划设计试点，这样会给院里的试点项目探索闯出一条新路来。在邹德慈院长等老领导的鼓励下，这些院的探索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院调我到交通所工作期间，适逢1989年那个不寻常的年代，当时院里的领导特别关注交通所，几次对我特别交待，交通所的青年人比较活跃，你一定要把各项工作细心地做在前边，对重点人要重点做工作，保证不出错。我们按照院领导的要求，逐人逐事精心细致地做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没有一个年轻人出问题。徐院长在我去交通所任职后，几次讲你和马林搭班子，一定要关心和保护这个年青人。马林年轻有技术，会有很好的发展，但他行政经验不足，你要多担待。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是略举几例。以我的经历，院的老领导们对每个所级负责人都十分熟悉十分关心，他们是那么真诚地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规划师能快快地成长起来，扛起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希望每一个有特长的年青人，都能够在规划院有用武之地，成长成才。

啰啰嗦嗦地讲些院大发展经历背后的故事，追忆夏宗玕先生、贺雨先生和徐巨州先生朴实无华工作几事，老领导们一心扑在中规院的发展工作上，没有留出更多的时间去留下一些文笔，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极其丰富的阅历和对事物的真知灼见（徐院长也是退休后才写文的）。他们是中规院文革后恢复发展的坚硬脊梁，是周干峙院士和邹德慈院士的坚强合作伙伴。我是奔七十的人了，当时的老领导如健在的也在九十左右了，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愿老领导们为中规院和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发展做的一切，成为鼓舞我们在新时代征程中继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

时间长了，有些事情的时间点记得不准确了，留待院的大事记和其他同志予以补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