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玕同志刚离我们而去不久，她那热情忙碌的身影，久久使我不能忘怀。她长期为城市规划学会操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总喜称她是学会的“大管家”。学会领导决策后，事事都要她去协调、落实、贯彻，“大管家”这个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我久闻其名，但和她直接接触，还是在于一九八七年七月昆明的一次会议上，那是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规划局、科技局和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新技术应用推广与交流会。会议进行得很热烈，在会上大家提出要建立“应用与推广新技术”的学术机构。她就此事和我进行了交流，向我介绍了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的情况，并提到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还是建筑学会下面的一个机构，当时我就有些疑问。城市规划与建筑学有密切的关系，但城市规划已经发展成一门综合的学科，怎么还是建筑学会下面的一个机构呢？她给我做了一些解释，谈了历史背景，也谈了目前难于处理的各种关系，正在努力争取成为独立的学会，因此我也有了一定的理解。经学会批准就在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下面，建立一个名为“新技术应用学组”。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一九九二年底，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经民政部批准，正式成为一级学会，“新技术应用学组”也改名为“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从中我也体会到她为此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在我担任该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余年期间，她始终关心与支持着新技术的学术活动。一九九九年学会还组织了老专家的计算机学习班，她也带头参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此一些老专家都把计算机作为了自己工作的工具。

上世纪90年代，我陪郑天翔同志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参加校庆。走到工字厅时，偶然遇见了宗玕和陈占祥同志。大家就邀请天翔和占祥同志和大家一起照张相。宗玕同志非常机智敏捷地抓住了这一瞬间，拍了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事情还要从上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说起，陈占祥同志是留学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天翔同志时任市委书记负责领导建筑及规划界反右运动。关于占祥同志被错划的问题，他负有一定责任。他在写作《回忆北京十七年》时，很自责，多次谈到“这些留学回国的专家，满腔热情回国建设，我怎么把他们划成了右派？”因此在该文中专门写了陈占祥、华揽洪等知名专家在北京城市建设和规划所起的积极作用。该书出版后，天翔同志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请占祥同志指正 郑天翔”，并让我亲手送给占祥同志，以表达他的歉意。占祥同志也很大度，他表示：“这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都过去了！”。这件历史的冤案就此画上了句号。宗玕同志拍下这张有意义的照片就成了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