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 | 梁鹤年

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原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由中国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Design”一词来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界所用的拉丁语“disegno”——通过绘图把形状加诸建筑物。之前，设计一词其实有更广、更抽象的意义，包括字面上和物质意义上的“描图”（tracing）；战术（tactics）意义上的“设法”（contrive）和达到目的（achieve a goal）；组织和体制意义上的任命、指派（designate）。这些“意义”都包含着一种“把形状加诸世界”（impose shape on the world）的味道。

虽然很早就有把建筑图则绘在地上、墙上，甚至石板、木板上。但一般不是作为设计之用，而是作为建造者的项目管理之用，让工地管理者在建造者不在场时，指挥地盘上的活动。慢慢地，主管建造者（master builder，或maestro）一词被建筑师（architect）取代，而建筑师也占用了“设计”一词——一个与直接建造分开，以绘图方式，策划性地把形状加诸物体和环境。

建筑设计很快就延展到工业设计，最先是瓷器制作。早在16世纪，欧洲与中国景德镇之间就有瓷器设计图和模型的交流，18世纪英国的Wedgwood瓷器商就是通过瓷器师傅和艺术家的图画和模型去打造出一致的、大规模的生产线。瓷器生产过程中的个人表达元素从此绝迹。机械化的工业生产彻底地把设计和产品分开。

近几十年有一阵子的“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风，要把设计和产品再度结合起来。

大企业雇佣设计思维顾问公司去提升生产效率、产品品牌；大政府雇佣他们去提升政策影响力、争取社会支持度。它的“卖点”是：合作、平等和冲劲（fast-moving）。顾问公司不做设计；它提供做设计的环境，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坦福大学的Hasso Plattner设计所（也称“d.school”）。

“设计师”的地位被提升，成为一种灵性的中介。他不单是建造空间、产品（包括政策、制度、法规、组织等等），而且是有独特的能力去重新发明能够满足人类愿望的各式各样的经济、社会系统。关键是当设计师处理重大和复杂的问题时他会“共情”（empathize，深入体会对方的心态）这些空间或产品使用者的“痛点”（pain points）。

▲ 展厅的氛围设计 图∣李林 摄

共情是设计思维6个步骤的第一步。跟着就是“重新构建问题”（reframe the question）；用头脑风暴去寻找有潜力的解决办法；设计不同的原型（prototype）；与使用者共同测试这些原型；实践。

最热闹的是前3步。典型运作模式是工作坊：“一群聪明人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房间里去把历史的弧线推向进步”。工作坊里人人在走动、在商量、在辩论。四周都是不同颜色的“便利贴”（Post-it notes）,贴在图上、贴在模型上、贴在桌上，都是写满参与者的反应和想法——不是详细的分析，不是深度的思考，是近乎直觉的观感和意见。

设计思维强调每个人，包括花钱去请这些设计思维顾问公司的政府官员们和企业老板们，都可以做设计，强调设计是没有专家的，强调每个人都要有初学者的心态，强调设计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共情”。“共情”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可能是因为“共情”不够，

参与“共情”的都是精英群。“共情”赋给他们一种虚怀若谷，尊重民意的满足感。其实，共情和公众参与都是关乎精英去找民意。不同之处是，在公众参与中，公众是主动，但存在公众表达不清的可能，导至精英在不知不觉间犯错误；在“共情”中，精英是主动，但存在精英有想当然的倾向，导致精英在充满自信下作出误判。

设计思维的典型产出是“建议”，顾问公司不参与实践，交还给雇佣他们的企业、政府部门去做。

这套“方法”在美国奥巴马时期盛极一时(奥巴马的《无畏的希望》，Audacity of Hope，在2006年出版)。很多人都说它使他们有“掌权感”（empowered）“乐观”（optimism），好像可以克服一切。但跟着的社会运动，如“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我也是”（#MeToo,反性骚扰运动），暴露出这个聚焦于“创新”的设计思维忽略了深层次的社会与经济不公，非但没有解决眼前的事，而且往往加深、加剧历史性的矛盾。

其实，所谓“共情”只是精英群（包括完全没有设计专业知识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的个人感应，绝少追溯到使用者和被影响者的真正感受。在没有严格的专业纪律下，精英的个人感应肯定内化了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参与“共情”时高谈阔论，在重新构建问题时天马行空。这样子弄出来的设计到真正实施时就要碰上财政、法律、政治的现实。越是创新的建议越显露出认识问题和解决方案之间的不衔接。有人批评：设计思维是热情有余、实用不足。但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反专才”的意识，所以很得自认是“通才”的官员和老板们的欢心。“共情”使他们觉得也很懂设计。

在谈设计的文献中，尤其是上世纪60～70年代，不少提到“局内人和局外人”（insider and outsider）的分别，这是来自人类学的论点。以研究一个部落的文化为例。研究者可以从局外人身份去观察、去盘问，但永远不知道研究对象的心里真正是怎样想的；又或者以局内人身份去生活、去体验，但永远不会有真正局内人同样的感受。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悖论。不少人尝试去解都没有成功。我认为这些尝试是种白费，往往带点不老实，而且是无需的。勉强去解开，倒不如顺势去紧结。

设计者和使用者是两种不同身份，是分开的。但如果你是为自己设计，那么你就同时是在局内和局外，集体验与观察在一身。有没有可能鼓励设计师把任何设计都当作是为自己设计？也就是以“局内者-局外者”的身份去设计。

我对设计有一个近乎天真的演绎。凡设计都包含取和舍。有取必有舍，有舍才能取。就用建筑设计为例。同一个空间不可能同时作两个不相容的用途——饭厅不可能同时是厕所。就算你坚持把吃饭和解手放在一起，你仍不能同时同地把一个“饭厅-厕所空间”作“非饭厅-厕所空间”来用。建筑设计其实就是有关建筑空间的用途、布局、分配在模式上、形状上的取与舍。

取舍谁都能做，我3岁的小孙女也懂得要取就要舍。玩具店里样样东西她都想要，但妈妈说，买洋娃娃就不买万花筒。她就选了洋娃娃。人说，鱼与熊掌都是好东西，很难取舍。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如果鱼与熊掌都是“我所欲也”，那就绝对容易做取舍，因为取鱼、取熊掌没有分别，舍鱼与舍熊掌也没有分别。问题不在鱼与熊掌的取舍，而在“两者不可兼得”。这不是两者选一的问题，是两者不能兼得的问题，是妈妈不想花钱同时买洋娃娃和万花筒的问题。外在条件与约束使你不可兼得，就要作选择。设计其实就是在一定的条件和约束下作最佳选择。这也是设计好与坏的唯一衡量。为此，设计的第一步是认识条件和约束。

反过来说，没有条件和约束也不会有“最佳设计”。举例，如果我要你在这块地上设计一栋最高的楼，我是给了你一个无法解决的设计难题。假如你的答案是10层高，我会问，这栋楼的造价是多少，如果你说是1亿元，我会说，如果给你两亿，可以多盖一层吗？你或会说，用多一倍的代价去加高一层不划算。但是，划算、不划算不关你的事，你的事是盖最高的楼。因此，如果没有1亿元的约束，你不可以说10层是最高。我又问，如果我不要你现时盖，100年后才盖，以那时的技术，1亿元的成本可以盖高些吗？所以，你只可以说，以当前的技术、1亿元的成本，10层是最高。不定下条件（现有技术）和约束（1亿元成本）就没有最佳设计（10层高）。设计其实就是在一定条件和约束下作最佳的取舍选择（亦即是最佳的设计方案）。

现在谈谈取舍选择。我3岁的孙女和设计师的分别就在此。小孙女的选择是任意的，没有“原则”的，当然，也可以说她的原则是“喜欢”。她喜欢洋娃娃，所以，最后选了。但这是没有逻辑和说服力的“所谓原则”，因为当初她对万花筒也是“同样的喜欢”。设计师的取舍应该是“有原则的取舍”。

诚然，原则有好有坏。但未谈好坏之前，先要有明确的原则。不明确就不能谈正确与不正确。我对学生设计作业（尤其是设计论文）的要求是未曾落实方案之前先要跟我确定原则。举一个工业园区的设计例子。学生要定下（选择）他的设计方案将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生态还是社会等等效益，也就是要他选择优化哪些效益，因为同时同地优化所有效益是不可能的事。他的选择就成为我日后评审他的设计的准则。如果他选择经济，我的评审就会聚焦于他的设计方案在保证了“起码”的生态、社会效益下是否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也就是，在同样的条件（例如园区的各种物理因素）和约束（先定下的生态和社会效益底线）下，有没有别的设计方案（土地使用、布局、分配的模式和形状）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有原则的设计是一种优化-平衡——某些效益达到最高，其他效益达到起码水平。此中有两套选择：优化什么效益，平衡什么效益（属道德选择）；用什么的空间使用、布局、分配模式和形状去达成这个优化-平衡（属技术选择、包括创新）。

设计思维是以设计程序去衡量设计的好坏。它的假设是好的程序产生好的设计，好的设计来自好的程序。这是套套逻辑——好（坏）程序与好（坏）设计彼此定义。它又强调好程序是从“共情”开始。我绝对不贬低“共情”，我甚至相信共情是设计必须。但是，怎样去共情、去把共情所得转化为设计理念、去把设计理念表达在图纸、模型、文字上？这同时关系到局内、局外。局内人体验，局外人通过共情去感应局内人的体验。但是，设计思维下的共情是一种工作坊式的共情。政府高官、企业高层等人参与更是一种玩票式的共情。他们能感应多少局内人的体验？

我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一个小胡同重建，把部分土地出让作商业用途去换取重建资金。胡同住上几千人，原地安置。他们都想有更好的居所，但又不想放弃熟悉的环境。当然人人都想有更大的空间、更齐全的公共服务配套。但除此之外，原本是南向的当然想重建之后分配到的住所也是南向，原本不是南向的也想南向；原本有小院子的当然想重建后也有小院，原本没有的也想要有……形形种种。总之，人人都想鱼与熊掌兼得。可以想像，要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会有多大难度。

一位女同志被安排做设计。她搬到胡同里住，亲身的、长时间的体验当地居民熟悉的、有感情的空间环境；逐家逐户重复的访谈去深入了解他们对现存环境的感受，对未来环境的期望；日以继夜的工作把见闻和感应转化为设计理念。经过两年，设计出优化-平衡（最多居民得到最大满足，任何居民都得到起码满足）的方案。人人都得到所想，起码接受所得，因为他们被女同志真诚的共情感动了，被设计方案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说服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局内、局外相结合。有多少人做得到？这位女同志也因劳成疾，去世了。

这是最精彩的设计（使用者的意欲与设计者的演绎一致）、最高贵的设计（设计者对以人为本的坚持）。当然，不是人人做得到，更不是人人想去做。但对有心人来说，设计专业的训练、制度和文化可以多给些鼓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