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貌的难题

所有参与工程的人，都要接受这两个问题的拷问，尤其是南门区域综合提升改造工程的设计者——中建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赵元超。他的工作既要在功能上将城墙与城市重新连接，还要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寻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建筑风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赵元超的老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就已经开始探索古建与城市的共融之道，并留下了一系列值得借鉴和深思的城市设计，钟鼓楼广场是代表作之一。位于西安古城中轴线上的钟楼，距今已有600多年，是我国存留下来最完整的钟楼。在它西边不远处则是鼓楼，晨钟暮鼓遥相呼应，成为西安城中最有韵味的景观。但到上世纪80年代，钟鼓楼之间形成了一大片破旧的民房，既遮挡了钟楼鼓楼间的视线，又阻碍了城市交通。规划部门于是决定拆迁危旧的民房，在钟鼓楼之间建一个广场，但因为缺乏拆建资金，计划搁置多年，直到1991年，张锦秋接受了设计钟鼓楼广场的任务。

张锦秋找到的办法是“突出标志性建筑，延续古城文化带”，地面广场的园林设计采用古长安城的棋盘结构、方格形的苗圃，既在城市中心形成了林木葱葱的幽静空间，又留出了人们行走休憩的道路。最值得一提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通过设计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商业中心，来解决交通分流和资金问题。钟鼓楼广场建成后，曾有评论认为它外形不够突出震撼，但如今走进广场，会感觉到真正的现代性不是外观上的标新立异，而是通过美学、功能的多重考虑，营造出一个开放的，便于使用的城市公共空间。钟鼓楼广场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考验，至今依然是市民们最乐意使用的“城市客厅”。走在钟楼地下的环形盘道内，看着密集的人流井然有序地从盘道的8个出口，进出于城市的不同方向，会更理解赵元超所说的“古老的环境与城市需要连接，而建筑师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连接”。要完成这样的连接，城市的管理者和设计者，首先得按捺下自我表现的雄心，真正体会城市中人生活的需要。

当2013年，赵元超要在中轴线上距离钟鼓楼广场不远处的地方，将城中的另一座古建与现代城市连接时，他从老师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经验，比如对地下空间接近极致的使用来缓解交通压力，利用商业设计来弥补投资，但在建筑风貌选择上，他仍然碰到了属于自己的问题。

在风貌上，赵元超有两个遭遇挫败的设计。一是想在南门广场上安几个大玻璃盒子。“广场下有地铁线，修地铁时在地面遗留了发电机房、通风口，我就想做6个玻璃盒子，把它们罩起来。一是遮挡城市建设的伤疤，另一个希望是通过玻璃材质，形成传统和现代的对比。巴黎的魅力不仅是有凡尔赛宫，还有现代的埃菲尔铁塔。我也想用现代建筑来围合古老的城市环境，希望西安的建筑风貌不仅有古老的，还有新的变化。”历史上，在古建前使用玻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建筑大师贝聿铭在卢浮宫前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曾引起巨大争议。赵元超的设想当然也激起了不少反对之声。在争论过程中，赵元超也发现自己用巴黎的例子来推想城墙脚下的风貌，并不具备现实合理性。“我后来发现，我们和巴黎不一样。巴黎在18世纪经过一次现代的城市建设革命，完成了一轮从马车时代到汽车时代的改建。我们现在看到的巴黎社会的风貌并不完全是纯粹农业社会的建筑，但90%又是18世纪的文物古迹。因此，玻璃金字塔建在里面没关系，只是老城区的某一点。但我们的城市没有中间过渡的阶段，城墙和南门很孤独，它是农业社会的格局，周边又全是现代建筑。它需要有新古典的而不是特别现代的东西，来和它彼此协调。”

另一个设计上的挫败则是在城墙上安装电梯。为了方便残疾人和老年人上下城墙，并运送城墙内的垃圾，赵元超给城墙设计了电梯。这原本是他认为体现连接功能的得意之笔，但设计方案被当地报纸报道出来后，遭到一些市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反对。人们在古建的认知上还不能做出如此大的跨越。建筑师的设计，不仅要完成功能上的连接，还要符合意识上的连接。

最终的解决之道，都是做减法。玻璃盒子没有实行，电梯也在反对声中被拆掉，“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看似没有什么的空间”，也是一个和赵元超以往大多数设计都颇不相同的结果。“我设计过上千万平方米的建筑，都以单体性建筑居多，很少有城市功能性空间的设计。因为以前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不足，大多是在荒郊野外建新城，摊大饼。其实城市很重要的就是聚集——人流的聚集、信息的聚集、交通的聚集，才能产生很多效应。”赵元超对本刊记者说。他提到有本书叫《在城市中建设城市》，这或许是中国城市的建设者们在未来要思考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