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

1983年，当西安为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作讨论时，城市中有几件亟待解决的大事：一是黑河引水工程。西安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用地下水，但到80年代地下水已经开采过量，有的地方出现地面断裂下沉，急需新的水源。二是飞机场迁建。西安原来的机场在西关，跑道短，波音707这样的大飞机无法降落。西安作为旅游城市，必须得有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机场。三是陇海铁路电气化，原来的蒸汽机车已经被电气机车取代，从临潼到咸阳路段有好多线路和车站必须改造。四是清理断头路，完整西安的交通网络。每一件都是事关城市发展的功能性大事，唯有一件看起来却与城市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就是城墙修缮。

提升改造后的西安环城公园永宁东苑已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游览的好去处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城墙与城市矛盾最突出的时候。虽然在5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拆墙风波中劫后余生，“但总处在一个不合法的地位。在意识上，是封建文明的代表。技术上，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阻拦，谁都可以骂它”。韩骥对本刊记者说。城墙景区管委会主任姚立军当时还是西安城中一个二十出头、从事旅游业的年轻人，他记得城墙是接待国外游客的一个重要景点，但他却没有因此有多少自豪感。西安在工业时代中步伐缓慢，已经逐渐失去了古都的荣光。这个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用对外来事物超乎热情的接受来掩盖自己在时代大潮中落后的自卑感，古老厚重的青砖建筑正在被轻视和抛弃。“我当时学校刚毕业，认为西安最破旧的就是这城墙。出租车司机也说，最好把城墙拆了，把钟楼挖了，每天在那里转圈圈过不去。”现任西安市长董军曾经讲过一个故事。1984年政府修缮城墙，需要收回被老百姓拆掉的城砖时，董军从火车站坐公交车回省委大院，听到车上的老百姓议论：“这董继昌想的是啥主意，把城墙的砖头往回收，拆房子修城墙？”董继昌是当年的西安市委书记，是董军市长的父亲。故此，又有两代人修城之佳话。

在民间的责难声中，将修城墙位列城中与工业发展并驾齐驱的几件大事，很大程度上是西安的领导者在窘迫的经济形势下，为荣光渐逝的古都选择的一个精神工程。城墙不仅是西安的标志，还包含了一个古老民族1700多年延续下来的生活。“1700年历史，跨越了好多时代，作为一个城市的象征，一个民族的标志，应该加以保护，而且是可以保护的。后来我参加了世界好多城堡的国际会议，国外一个城堡是家族的标志，家族的历史就体现在城堡上。”韩骥对本刊记者说。这种情感中不仅包括民族情感，也包括私人的情感。“这是我后来领会的。”韩骥说，“南方城墙为什么拆那么多？城市的领导都是南下干部，解放战争他们在城墙下牺牲了很多战友，所以恨城墙，一声令下拆得净光。西安的干部多是本乡本土的。我曾经陪一位前省委领导在碑林调研，他领着我上城墙，回忆自己在碑林上中学时，和初恋女朋友都是中学的学生领袖，他们在城墙上研究怎样罢课。这古老的城墙，成为他们革命觉醒和爱情的见证，谱写着他们的青春之歌，那里的每一块城砖，都会化作悦耳的音符。他们怎能忍心去拆除这段乡愁呢？”1959年号召拆城墙办工厂时，西安市委书记张策不得已让规划局出了个拆城墙的方案，不再保留城墙整体，但保留4个城门和4个城角。他说就是顶不住的时候，他也不全拆，留个念想。最后城墙没拆成，他挺高兴的。上世纪70年代“拆城墙修住宅”风波中，用“曲线救国”方式保护城墙的城建处处长张景沸，还专门写过一本《西安城墙史话》。书中巨细靡遗地呈现了西安城墙的构成、格局、历史，虽然一笔没提自己在城墙存废争议中的观点和作为，但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到一位老知识分子对城墙的情感。

就在这种朴素的历史感和乡土感情的保护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城墙在责难与不解中艰难地逆生长着。1983年，在当时省委书记马文瑞的倡导之下，发动西安各界义务劳动，修城垛、护城河清淤、环城林植树，才使环城公园粗具雏形；1999年，护城河清淤治理初见成效；2004年12月26日，西安火车站前正式举行了西安古城墙合拢仪式，自1936年陇海铁路通车时形成的530多米长的城墙缺口被弥补，西安城墙于是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在这漫长的修缮过程中，西安市民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参与其中，亲眼看着城墙一天天完整起来。“感情是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的。”姚立军对本刊记者说，“城墙完整后，感觉西安的城市记忆留下了，看到城墙会觉得，这就是西安。”

关心西安城墙的保护存续，为之织补肌理，在历届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韩骥向记者回忆：2001年，在李建国书记的主抓下，黑河引水工程完工，甜净的黑河水进入西安，也为护城河蓄水提供了可能。2002年，时任西安市委书记栗战书，主抓城墙全段的合拢连接工程，2004年，西安城墙实现了全部合拢贯通。2009年，在省委赵乐际书记、市委孙清云书记的主抓下，实施了大型雨污水箱涵改造和净水管道工程，并在护城河东南角2公里范围内完成了试验段改造工程。正是在上述一系列工程的基础上，南门区域的文保、交通综合改造工程才能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