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废之争

第一版尽力将新旧共融的规划，在西安受到了很大尊重。虽然城建部门通常是古迹保护的劲敌，但周干峙回忆自己完成规划后回到北京，还收到西安城建局局长李廷弼的来信，就中轴线附近的建设问题询问他是否可行。信是用毛笔写的，十分恭正，还签名盖章。“他是城建局长，我是一般的年轻规划人员，为这事还专门写信给我征求意见，可见对规划的尊重。其实那年我去了10次西安，用不着专门写信。但李廷弼局长尊重规划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说：‘我这辈子就为这张图了。’”

但城市的发展速度仍然超出了规划的预计。这版编制于1953年的城市规划，预计城市20年后的人口数量是120万，可到1959年，西安市的城市人口已经提前12年突破规划，达到125万人。1972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突破400万。分布在古城东西两侧的电工城、纺织城，面积都在20平方公里，衍生出大量的人流和物流，穿梭于城郊和古城之间。城市膨胀的压力一再冲击着旧城的格局，古城墙首当其冲。

受年轻人追捧的城墙汉式集体婚典

韩骥记得：“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开一条很宽很长的路，穿过古城连接东西郊，就是现在的大庆路。大庆路的长度约10公里，200米宽。以前从来没有这么长这么宽的城市马路，中间的绿化带就是100米宽，那城墙至少得拆一个200米的缺口。搞市政的希望这样，但我们搞城市规划的认为城市道路到了人口密集区必须窄点，于是在古城内把路宽压缩成50米，玉祥门就是这么开的。”

这是城墙与新城市的第一次正面较量。工业衍生出的超乎寻常的生长力量，自此开始一次次冲击城墙存在的正当性。每次冲击都是从人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每次号召的口号都极具正当性和煽动力。“1958年‘大跃进’，上面提出了工业小土群的号召，口号是‘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饭’，号召街道办小工厂，一个月后就给发工资。当时西安城里办小厂就是靠拆城墙。城砖可以盖厂房，城墙地皮可以做厂址，工人就是就近的居民，出门就到了工厂。这是中国工业走的弯路。”韩骥对本刊记者回忆，“东城速度最快，东城墙中段已经被拆了500米，上面盖了个小油毛毡厂，其他各区都组织去学习。莲湖区、碑林区这些街道都去沿着城墙划地段，打架争地。”

这次大面积的拆墙风潮势不可挡，省长赵伯平不得不以个人名义把反映保护西安城墙问题的信寄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1959年9月26日，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1959年7月22日），通知中说：“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是我国现在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这才平息了这次拆墙风波。

上世纪70年代初，新一轮的拆墙风波卷土重来。“这次的口号更振奋人心，是盖住宅。”韩骥对本刊记者回忆，“‘文革’十年人口增长很多，最缺住宅。因为北京把城河填了，盖了一条广渠门外大街，填城河盖住宅一时成为全国学习的经验。西安的房地局局长也提了个拆城墙盖住宅的方案，说拆城墙能腾出多少地、解决多少居民，很有说服力。沿着城墙的单位都想盖。”

韩骥担任了那一次西安拆墙盖住宅讨论会议的记录员。他记得，会上大部分机构和专家都同意拆除城墙，但城建处处长张景沸反对。这个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学水利工程出身，参加过第一版规划的绘制，既对城墙有乡土感情，又对首轮规划有比较深的专业理解。“他掐准了领导的脉搏，是急于快速解决城市中的住宅矛盾，于是他给军代表算了笔账，拆城墙盖住宅工程浩大，短期不能见效。城墙如果要盖住宅，作为建设场地，要三通一平，要完成这个工作得要两三年时间。他还提出一个貌似积极的方案，如果要拆，得让市政局成立一个公司专门拆城墙，其实，总的方针就是让你快不了。”会议默然，结论是两个字：“再议。”拆墙风波于是再一次不了了之。

在韩骥的记忆里，“拆城墙盖住宅”是西安城墙最危险的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关于存废的争论。此后即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没有找到城墙在一个现代城市中存在的现实功能，但多次冲击下它都没有像其他古都的城墙那样遭遇拆毁，或许证明了，这个庞然大物身上确实附着了某种与当地人情感相契合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