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强调，人口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可以带来集聚优势。这意味着城市规模越大，地区经济效率越高，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鼓励人口和经济资源尽量向少数城市集中，打造特大城市。然而，现实中这种少数特大城市占主导的空间经济战略，并不适合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此，我国要构建多中心的城市（群）网络体系，在保障大城市健康发展的同时，兼顾中小城市（镇）的稳定增长，从而推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预防和治理“大城市病”

多中心城市体系及网络化的城市群，有助于预防和治理“大城市病”。发轫于19世纪末欧美国家的“集聚经济论”，强调了空间集聚促进某一个或几个产业效率提升的作用，却忽视了当集聚规模超过最优限度时，会使城市在整体上出现交通拥挤、市场过度竞争、生产要素价格猛涨等弊端，即“集聚不经济”。此外，城市规模过于庞大也会带来环境污染、生态承载力不堪重负以及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当前，适度控制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鼓励其部分人口、企业向周边城市分流，有助于解决这些城市的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缓解其所处地理区域的生态环境压力，促使这些城市保持稳定、合理的人口及用地增长，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多中心城市化布局有利于城市群经济的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集聚经济并不仅局限于某个城市内部，城市之间的互动带来的网络外部性，可以实现城市网络中不同城市间规模或功能的相互借用。大城市具有人才和科教资源集中、资金雄厚的优势，更多地发挥创新实验室的功能，为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提供技术、高端服务和金融支持，而中小城市更多地为城市系统中的大城市提供市场、资源、专业化的生产服务。简言之，中小城市主要是向大城市借用了功能（尤其是科研创新、金融服务等高端功能），而大城市则主要向中小城市借用了市场规模和资源。这就使得集聚经济的地理范围突破了单个城市，在整个省份或跨省区的城市群层面上实现了广义的“集聚优势”，即城市群经济。以我国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上海作为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成为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沿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外贸的龙头；南京、杭州、苏州是地区性的科教、金融中心，与上海的城市功能形成互补，也与上海的部分高端功能展开良性竞争，和上海一起共同提高了对长三角各地区的经济辐射效应；无锡、常州、绍兴等大中城市则是长三角内部的关键节点，承接来自沪宁杭等长三角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充分利用中心城市发达的金融、物流业和丰富的科教资源，同时彼此相互提供更有活力的市场。这种网络状、有层次的多中心城市群，充分发挥了沪宁杭等大城市在高端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激发了长三角地区大中城市的经济活力，带动了一批小城市和县城实现专业化生产与服务，形成了地区间分工互补与良性竞争的有机结合，发达的城市经济又能反哺农村，促进农业发展，使得该地区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城乡发展协调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缩小地区差距 加快城乡融合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和实现城乡融合。片面地鼓励大城市增长，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分割，拉大大城市与小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镇）间的发展差距，这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构想背道而驰。通过构建多中心城市体系，增强城市之间的规模与功能借用，大城市吸引周边中小城市资源、积累集聚优势的同时，产生对后者的扩散效应，城市之间互利互惠而不是让小城市一味地为大城市输送资源，这自然有助于缩小省份（自治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单个省份或城市群的角度看，促进多中心化，适度控制首位度，可以缩小其内部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同理，从全中国的视角看，促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成渝、中原等多个城市群的共同发展、多点开花，则利于东中西、南北方、沿海和内陆之间的区域均衡。随着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的增长，可以为农村和农业发展就近提供市场和财政支持，降低农村劳动者的外出务工成本，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多中心城市体系立足于中国的自然地理和文化特征，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民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理环境明显不同于日本、韩国、英国等面积有限而人口密度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于个别大都市（圈）的国家；也有别于澳大利亚、蒙古国等国地广人稀，不需要也很难产生大规模城市群的国家。在中国，构建多个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内部又形成多中心、多层级的城市网络，促进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大小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相对均衡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既可以高效且保护性地利用我国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助于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繁荣发展，互相交流，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如此，多中心的城市体系和均衡的区域发展也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只有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及内蒙古、西南地区的经济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更好地与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参与国完成对接；而只有东部沿海地区建立起网络状的多中心城市体系，才能与中西部的城市网络产生有效互动，助力西部省市有效对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充分发挥城市系统的网络外部性

发展多中心且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体系，是中国未来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同一城市群或不同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间相互联系，同时与周边的中小城市分享市场和功能，由此形成一个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多中心城市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系统的网络外部性，实现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和定位。具体到某个城市群来说，要明确其首位城市、核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等，拟定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在地位、功能、规模上的合理定位，引导产业发展的有效分工。二是完善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交通物流网络。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其交通功能可以进行差异化发展。通过加强城市之间的联动，使集聚优势超越单个城市的界限而在整个省区或城市群中产生效果。三是打破城市群发展在行政区划、户籍限制等方面的壁垒。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