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立破并举”，我国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4月10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公布，引发关注。

《意见》开宗明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202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一词随即进入公众视野。

自提出至今，构建新发展格局稳步推进。但是，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仍在，亟须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其中包括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根据我国2020年4月印发的有关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意见，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项。《意见》将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放在首位，并针对劳动力要素提出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

“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主要堵点，实际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受邀发言专家、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这其中，劳动力要素在跨地区的自由流动、畅通循环最为关键。

此外，针对一些将《意见》视为我国重提计划经济的声音，陆铭表示，这完全是误读，市场经济的普遍特征本身就包含了商品自由流通和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意见》中的举措完全是市场化的，是在促进国内大市场的发展。

新京报：为什么说劳动力自由流动对建设统一大市场非常关键？

陆铭：当前，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劳动力供给的总量从趋势上看是在缓慢下降的。那么，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就显得特别重要。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就是有效利用劳动力的一种手段。

为什么这样讲？现代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规律，叫规模经济效应，就是指当生产要素集中在少数地区的时候，它的生产率要比让这些生产要素平均分配在不同地方高得多。

在规模经济的吸引力下，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自然会向经济发展较好的少数地区集中，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比如我国的沿海地区。对另外一些人口流出的地方来说，未来产业会逐渐集中在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这些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不会太多。

这样一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际上也在促进地区间的分工，形成一种每个地方按照自己的特色来发展当地产业的局面，“各司其职”，这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含义。

新京报：劳动力自由流动会加剧人口流出地的“空心化”吗？

陆铭：人口流出地“空心化”，是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表述。在发达国家，人均农场面积可以达到上百亩甚至几百亩，我们会不会称之为“空心化”？

如果中性地看待人口流出这个现象，人口流出意味着人均资源占有量在提高，其实是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以及人均收入的。在生产要素大循环的过程中，地区之间将走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从当前的数据看，中国已经出现经济和人口向少数地区同步集中，但是人均GDP差距缩小的趋势。当然我们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最后到了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的状态之下，人均GDP差距也不会缩小至0，不会实现绝对的均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一些人口流出地加强转移支付，促进不同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的相对均等化。

因此，我们要敢于让劳动力自由地流动起来，你想走吗？如果想走，那么现在出台这个《意见》就是要把制度的障碍给减下来，你愿意走就可以走。如果不想走，对留下来的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配套制度改革等，保证留下的人也能有好的生活，这是我们该做的。

当然，中国是转型国家，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转型时期的特征，比如，留下的人里有大量的老人和妇女，他们可能面临夫妻分居、老年人缺乏照顾等现实问题，这是政府应该关注并解决的。

新京报：由此带来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吗？

陆铭：谈共同富裕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三类人分别去理解。第一类人，他现在就居住和工作在有强劲经济发展机会的地方，这类人可以直接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富裕。第二类人，他目前生活的地方经济发展机会比较缺乏，那么可以通过流动到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去实现富裕。

第三类人，他不愿意或者无能力从现在经济发展机会比较缺乏的地方流出来，那么随着身边的人逐渐流出，他的资源占有量是在提高的，特别是对于从事农业、矿产业等自然资源产业的人来说。同时，国家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政策手段对这些地区加以支持，最终实现三类人共同富裕。

新京报：当前推动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面临哪些问题？

陆铭：从当前的状况来看，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存在一定制约。户籍制度改革我国一直在做，这两年我们又提出推动户籍制度转变为常住地登记制度，实现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脱钩。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未来你享受的公共服务只跟你住在哪有关，与你的户籍身份无关。

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已经完全取消了户籍限制，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还需要渐进改革，过渡方案就是积分落户，将实际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作为主要的积分落户标准。

我认为，积分落户进一步推进要实现城市群内部的不同城市之间积分可以累计互认，先打通局部，这是实现全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个突破口。

打个比方，一个人在城市a居住了3年，城市b又居住了2年，那么到城市c去积分落户时，前面其他地方居住的5年时间是可以累计的。

新京报：实现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怎样的？

陆铭：从最终目标的角度来讲，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户籍制度最终会转化为常住地登记制度，但是在那个目标实现之前，户籍制度还是重要的。

如果说户籍制度未来会不会取消，答案是不会，户籍制度会一直存在，总要有个登记地。现在大家通常说到的“取消”，真实含义是户籍制度未来会与人的身份或者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脱钩，户籍制度的影响逐渐弱化，最终转化为登记制度。

新京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你有哪些建议？

陆铭：我认为有3点比较重要，一是取消阻碍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讲到的户籍制度的障碍要慢慢下降。

二是全国范围内在有些政策上要统一，比如税收政策，除了自贸区、自贸港，其他一些地方存在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太一样的情况，有些地方通过减免税来招商引资，会导致生产要素的配置很难达到全国统一的效率最大化。

三是一些市场准入的标准，在《意见》中也比较突出，一定要实现全国“一张清单”，不能各自为政。

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这是不可比的优势。实现国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大循环，可以更好发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搞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重回计划经济吗？

陆铭：我听到了一些这样的声音，这完全是误读。

市场经济的普遍特征本身就包含了商品自由流通和生产要素自由流通，这里面我们只讲国内。在国内搞市场经济，一定是国内畅通大循环，商品自由流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意见》的出台就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国内大市场发展。

有人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计划，我觉得这种议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政府的功能。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不是说完全没有政府的干预。

打个比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自己的监管和准入，这叫不叫市场经济？不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统一市场。如果政府出台一些标准，把全国统一起来，正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讲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什么叫计划经济，比如本来由市场决定价格，政府去干预；生产要素本来是根据市场需求流动的，政府不让它流动，户籍制度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我们正在改变它。

我也认为，政府应当重视这些误解的声音，在实践上让大家感受到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去做的，不要让大家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