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量时代的城市设计：从空间塑形到社会动员——关于城市更新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思考

导读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围绕城市更新做出一系列顶层部署，城市更新已成为现阶段城市工作的重心。城市设计是引导城市更新实施、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是在城市更新中重塑城市空间价值，创造新空间、新业态、新生活的核心技术抓手。在此背景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分会组织系列笔谈，聚焦“高水平城市设计引导高质量城市更新”主题，邀请业内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城市设计在存量更新阶段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作为，为各地城市更新、城市设计工作提供思路参考。

作者| 朱荣远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影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深圳市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城市化进入下半场，增量时代那种“白纸上画未来”的特权已经终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沉积了四十多年快速城市化成果的现实现场——建筑、街道、基础设施层层叠加，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产权归属极其分散。这不是一张可以重新起笔的白纸，而是一幅需要读懂每一层笔触之后才能落笔的画布。

在这个存量时代，城市设计到底在设计什么？这个问题如果不重新回答，我们的城市更新就会陷入一种危险的循环：用新砖新瓦给旧观念、旧逻辑续命，空间面貌焕然一新，却与社会新的发展需求脱节，与生活在其中的人脱节。

一、设计是有方向的

设计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操作。它带有价值观，带有立场，它也会选择对象。当问题出现之后，设计才能专注、才能聚焦。但问题本身不是设计出来的——问题是基于一个文明的现实状态和文化观念被识别出来的。你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看，就会看见什么样的问题；你看见什么样的问题，设计就去解决。

近半个世纪的增量时代，我们积累了一套丰富且牢固的“常识”：空间等于待开发的土地，效率等于拆低建高，好城市等于新、大、快、可见。按照这套“常识”落笔绘画在“白纸”上自洽，但在存量现场则可能全错位。设计面对的是有主人的空间、有记忆的墙、有矛盾的邻里、有历史欠账的产权。这时候如果还拿“拆改留”的线性思维去做更新，物理空间可能变新了，社会却断裂了——原住民走了、邻里网络散了、烟火气被资本溢价吃掉。

存量时代需要更新的不只是空间，更是观念。如果观念不更新，空间更新就是重复原来的理念，与社会新的发展需求之间必然是脱节的。设计关注什么，取决于你怎么定义问题本身。存量空间当然需要量化更新，但更根本的是那些存量观念需要被重新审视——关于什么是“好”的城市、为谁服务、由谁定义。

二、城市设计的对象远不止空间

城市设计在设计什么？是在设计空间形态，是在设计不同功能之间的组合方式，还是在设计有利于这种空间生成的机制？更进一步，是否是在设计与文明相关的那些标准、原则和方法？

这四个层次——空间形态、功能组合、生成机制、文明标准——越往后越隐蔽，但也越根本。大多数城市设计实践卡在前两层：画总平、排功能、定形态。但第三层“生成机制”才是真正决定城市长什么样的力量。同样的地块，在不同的土地制度、开发模式、产权结构下，长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设计图纸画得再好，机制不改，落地的就是另一回事。而第四层——文明的标准、原则和方法——则决定了我们凭什么说这样是“好”的城市。这些标准不是天然正确的，它们背后是一整套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文明预设。如果在开始进行城市更新工作时不审视这套预设，大概率就是在用上一个时代定义的标准或传统的观念来进行当下的城市更新设计。

城市设计也不止于技术。它必须上升到意识、精神、文化和文明。只有文明层面的自觉作为底座和底层逻辑，技术才能发挥得更好，设计解决问题的效果才能趋近预设的目标。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关系——组织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在理念的组合上，还是在投资资金的渠道分配上、资金投入的权重上。城市设计应该是一种更复杂的“总体性的实践”——技术、制度、文化、资本、意识，不能拆开来做，拆开来就必然碎片化。而“总体性”本身就带着文明层面的抱负。

三、从空间学转向社会学

增量时代城市设计的核心能力是“塑形”——给你一块地，你告诉它长什么样。那个时代的设计教育、方法论、评价体系，全都是围绕这个能力构建的。但存量时代你面对的不是一块地，而是一个活的、有历史的、利益交织的社会现场。你拿着塑形的工具去处理这个现场，就像拿着锤子去修手表——工具本身没错，但用错了场景。

存量时代城市设计的工作起点应该是社会学，而不只是建筑空间学。因为要素极其复杂——物理沉积、社会关系沉积、产权沉积——每一层都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不会消失，只会叠加。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产权关系的分散性，意味着城市设计不能再从“我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开始，而必须从“它已经是什么，以及这些东西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开始。你得先读懂这片地方的沉积层，理解每一层是怎么来的、谁塑造的、谁受益的、谁被牺牲的。然后你的设计才不是简单覆盖，而是用心介入——在既有关系的缝隙里找到可以松动、可以重新组织的可能性。

这也意味着城市设计的工作方法、工作内容、设计对象都需要扩展。对象既有硬件也有软件，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城市设计真正发挥作用的，可能不是传统的空间塑形，而是内在机制的理顺、复杂关系的梳理。它的社会学意味越来越重——不是修饰性的“越来越有社会学意识”，而是学科根基的迁移：从“空间学”转向“社会学”。

四、问题识别的方式和方法需要被更新

存量时代要更新空间、更新观念、更新空间的内涵、更新机制、更新评价的标准。而利用设计手段去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识别方式、方法也需要被更新。因为标准决定目标，目标决定你看见什么问题，你看见什么问题决定用什么样的设计去解决它。如果标准不更新，只靠经验行事，即便你换了一套新机制、换了一批新设计师，识别出来的还是老问题。旧标准下的“问题”清单里，可能根本不会出现“社区记忆的断裂”“社会网络的瓦解”“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被剥夺”这些条目——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而是因为过分关注经济权重的旧标准是看不见这些内容的。

存量时代的城市设计，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问题的共同定义”——不是设计师替别人定义问题然后去解决，而是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一起辨认：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不同人群对“问题是什么”这件事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设计要做的不是选边站，而是搭建一个让不同理解能够对话、协商、最终能够对齐的过程，形成共识才是真正的好方案。

五、当逻辑捋顺，资本才会愿意来

当这些方法和观念被捋顺之后，才会激活和吸引投资。因为当人们看清楚了问题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去解决、用什么措施去支撑解决方法，他们就能顺着这条线看到一种更新的结果——一种更文明的生活与工作状态，一种更文明时代的建筑或社区特征。只有这样，投融资的路径才会更顺，投资者才知道投资的有效性和要解决什么问题、得到什么结果，所说的那套对投融资意味着什么。

问题被清晰识别，不是“形象差”，而是具体的社会关系／空间权利和权益的问题。投融资的问题需要投资边界清晰，知道钱解决什么问题、可能达到什么目标，而这些解决方法都须被讲透，路径可验证、可测算，还有就是支撑措施（机制／制度／参与结构）适配就位，当风险被前置化解，更新的结果形态就可以呈现“更文明的生活工作态”。

对投资而言，无论是政府财政投入、还是市场和社会资本的参与，收益不仅是财务回报，还有社会资本、品牌、长期稳定运营价值。也就是说，把社会逻辑讲清楚，财务逻辑才立得住。资本需要的不是一堆情怀词，而是一条能被穿透理解的因果链：现状是什么，我们识别出的真问题是什么，用什么方法解，靠什么机制支撑，落地成什么样的空间与社区，带来什么样的可衡量结果（经济＋社会）。这条线一顺，投资的有效性就有了依据：钱知道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得到了什么、风险卡在哪。

“更文明”不是道德口号，恰恰是长期回报的前提：社区关系顺、原住民留得住，社会冲突少、运营稳定、现金流可预期；文脉被尊重、场所记忆被保留，地方辨识度高、文化资本厚、不容易被同质化商业淘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定义，产权与利益摩擦在前期就被消化，后期返工少。

对比一下：增量时代的“文明”是物质繁荣，回报周期短、透支未来；存量时代的“文明”是关系质量与生活品质，回报周期长但更稳固、更不容易烂尾。注入社会性和时间性的观念的城市更新才是投融资真正想要的可预期性。

六、城市设计是一种社会动员的方式

把价值底座、问题识别、方法路径、机制设计和投融资逻辑整合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城市设计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而这恰恰是存量时代城市设计的一个关键功能。

城市设计的全过程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的方法和手段。通过设计过程把分散的社会主体——政府、资本、居民、商户、运营方——组织起来，在动员过程中完成问题的共同定义、利益的可协商化、愿景的对齐。空间成果反而是这个过程的副产品。设计图是动员的载体和媒介，不是动员的目的，设计师的角色也因此被重写。增量时代设计师是创造者，存量时代设计师更像是协调者、翻译者和组织者。他要能听取和听懂居民的话、政府的话、资本的话、历史的话，然后找到它们之间的交集，在那个交集里做设计。这个角色更难，因为它要求的能力更综合，也更考验价值立场——你到底站在哪边，还是在协调中不断位移。

结语

中国城市化进入存量时代，需要向更高标准、更好的生活、更有效的工作迈进。这要求我们创新思维，尽可能摆脱四十多年快速城市化积累的那套惯性常识，在实事中求是，以新经验创造新的常识来适应这个时代。城市设计在这场转型中不应退回到画空间图的技术工种，而应该成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实践——它组织空间，也组织人、组织资本、组织价值形成共识。它既需要空间设计的技术能力，也需要社会学理解社会结构、理解利益博弈、理解文化观念的能力。缺了哪一头，在存量时代的更新都做不下去。而当我们把这套因果链真正跑通——从文明标准出发，经过设计组织关系，到达投融资与落地，再回到文明标准的自我验证——城市设计才最终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不是美化城市，而是让城市变得更文明，事在人为，更重要的却是在为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