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

近日，住建部发布了《城市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和《城市信息模型数据加工技术标准》两项行业标准。两项标准均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

在国内，您最早提出了CIM概念，目前多个城市都在建设应用。这是一个宏大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工程，但区别于传统城市基建，普通市民似乎对CIM建设的感知并不明显，请谈谈CIM建设在具体城市的落地情况？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节点要重点建设标准化的CIM？

吴志强院士：

CIM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适应投资、经营主体多元化而产生的。在过去，我们都清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大家都是按照计划进行建设。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企业主们有了不同的投资需求，有的想要建工厂，有的想要开商店，还有的想要投资百货公司。这些投资对应城市空间规划的需求各不相同。

城市快速发展，呈现多元投资、多元建设、多元运行的态势。若缺乏一个大型平台，我们将无法全面掌握情况。城市是一个整体，但由于投资主体、运营主体、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信息平台变得至关重要。

2007年，我在工作中曾面临一个重大挑战：上海世博园区的256个场馆，需要各个国家各自建设、各自制定方案。作为总规划师，不能容忍整个园区道路不通、管道不通、台阶不通，不能出现“断线”的情况。因此，我提出将整个世博园区作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实验基地，首次提出CIM的理念。通过这个理念的实践，完成了世界第一个 CIM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可以像在地球村一样，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完成场馆设计和建设。在CIM平台上，还可以快速判断管道是否畅通、残疾人是否可以通行甚至一棵树能否获得灌溉等具体问题。

2016年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时候，我们又发挥了CIM平台的作用。通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包括乾隆下江南的码头在内，多少历史遗迹深埋于地下。在平时，该地区处于缺水状态，地势崎岖不平，内部的小河流往往水质很差。然而，一旦洪水来临，水位迅速上涨，四五米高的水势一下子将过去一年的垃圾全部冲走。如何精准控制水位？让百姓在平时能够正常生活，而在洪水来临时，又能将水引到边缘地带进行储存，然后慢慢回流，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水的管控成为通州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重要课题。如果北方地区能把水位控制在一年内不超过一米至两米的波动范围内，那么北方的城市将变得非常漂亮，就像南方的城市一样。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CIM变得非常重要，所有的自然要素以及城市建设要素都能在一个底盘上呈现，甚至可以看到，一座城的历史变迁与实时动态跨越了千年。当建设部的领导参观了这个项目后，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和赞叹：城市治理的跨时代问题、城市建设的跨主体问题，在一个项目平台上得以解决。

通过这些例子也能看出，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CIM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在城市中感受到的。

36氪：

2023年世界城市日主题为：汇聚资源，共建可持续的城市未来（Financing Sustainable Urban Future for All）。历史上，有的城市是因河流而兴的，有的城市是依山而建的，有的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客观的资源禀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座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方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成熟，是否会带动一批新兴城市的崛起？

吴志强院士：

从规划角度讲，城市的诞生是一个至关重要研究方向。一些城市的形成是由于资源丰富，如地下蕴藏的煤炭或其他珍稀资源，然而这仅是城市诞生的一小部分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城市的诞生源于它成为人们交流、交往、交易的节点。在1933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浮出水面，该理论发现将世界上的所有城市连接起来，会形成一个中心点及其周围六个点的分布态势，这个现象被称为“工业城市联网”。这个理论的发现对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理解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揭示了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为未来的城市规划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见证了上海等城市的发展，发现围绕中心城市的“六点分部”也非常明显。虽然有些城市如大连是海滨城市，边上的点可能少一些，但这种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城市是文化、经济和人才交往的重要节点，这种类型的城市占比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七十。

原本的小城市，如上海县，因为工商文明的发展，国内外现代文明的推动，崛起成为大城市。在太平洋入海口的地方，如天津和广州，历史上都有其地位，但也经历了新的爆发和发展。

如今数字时代的到来，又为城市带来了一波新的发展机会。例如在贵阳，虽然起初并不起眼，但在大数据的推动下，它抓住了这一机遇，成为中国的数据中心。这是因为贵阳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大数据处理，能够降低能耗并提高效率。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每一轮时代和技术进步都会为部分城市带来跨越式发展的机会。至于谁能抓住这些机会，就取决于各自的眼光和决心了。

36氪：

此前成都一个上万人居住的老旧小区由业主自拆自建，引发了广泛关注。区别于政府主导的棚户区改造，这是一场自下而上发起的重建。鉴于存量住房建筑中有庞大的老旧小区占比，未来可能还有更多小区的翻新需求产生。我们更熟悉的是拆迁，而不是重建。而基于重建，不管是商业模式、规划方式、政策扶持，都属于一种空白。作为城市规划学者，您认为重建社区需要改变哪些传统思路？怎么照顾到不同群体的多元化居住需求？

吴志强院士：

城市的形成并非主要依赖于从无到有的诞生，因为诞生只是其中的一个短暂过程，而城市的成长和繁荣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维护和更新。就像一个孩子的生命过程不仅包括诞生，还包括成长、成熟和发展的各个阶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新城市的诞生问题，但如何帮助这个孩子走过小学、中学、大学以及职业发展的漫长旅程，我们尚未完全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尚未完全成熟，仍处于一个适应期，后面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我们尚未形成一种成熟、稳健的模式来应对这些挑战。在新建城市的过程中，各方都能获得利益。政府通过出售土地获得一部分收入，房地产商通过销售商品房获得收入，而老百姓通过购买房产实现了财富增值。这种模式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然而，对于老旧小区的维护和更新，没有明确的利益分配模式。政府不能再次出售土地，企业也不能随意对居民的房屋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模式，能够在维护城市历史风貌的同时，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同时平衡各方利益。

成都万人小区重建的范例，反映出自下而上的力量对于推动城市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力量反映了城市在成长期的一种必然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措施，否则就会陷入“鸵鸟政策”的困境，无视老旧小区改造这个远比新建住房更为迫切的需求。

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城市更新的经验中汲取智慧，作为借鉴。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我一方面关注到在元朝时期的北京曾经进行的城市更新建设，另一方面也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情况。

我们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来包揽所有工作，因为政府并不具备持续投入大量资金来改造现有居住区的财力。同时，也不能完全依赖社区或居委会来组织改造工程，因为它们缺乏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当然，也不能完全交由居民自行决定，因为一旦房屋结构出现问题，如梁柱被拆除或房间格局大幅改动，造成安全隐患，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因此，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

这个模式还在探索中，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政府、街道、社区、开发者、投资者、业主，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替代其他利益相关方。相信，一些城市会先立地方法，比如上海确立一个地方性的旧城改造法规，通过不同地方法慢慢融合、演变为国家法。这将是一个建立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过程。

36氪：

在一些东亚国家或地区，比如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等地，已有关于老旧小区更新的成熟模式：

由业主委员会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再规划设计，提高老旧小区的容积率，获得政府规划部门批准后公开招标，由发展商负责更新建设，提升居住品质的同时增加可用的建筑面积，增量空间交由发展商来运营并获取收益，或发展零售商业，或建立长租公寓，达成一种共赢。

未来城市大奖2023也设立了未来住区、城市更新的子奖项，希望征集到可参考、复制的基层治理案例或模式。

吴志强院士：

这个奖项设立得非常重要，我们的城市治理也需要社会主体的参与，自下而上地形成基层方案、进而总结规律，而不是依赖于顶层设计。

36氪：

近期住建部重点推进“三大工程”，提出盘活存量闲置用地，城市更新过程中也会涉及大量土地功能的转换，这方面新加坡有一个规划上的创新，即由竞买开发商介入规划阶段的多种土地功能组合的“白地”。您认为类似的土地供应模式的创新，是否有借鉴价值？应该如何适用于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现状？

吴志强院士：

在城市管理方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显著差异。计划经济通常是明确的，而市场经济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主体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化，投资内容、投资规模及投资时间等方面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编制城市规划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不确定因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熟规划理念，必须避免将土地铺满。要预留一定数量的用地作为弹性用地，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如果缺乏这种灵活性，城市发展将变得僵化，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和需求。

不同层面的城市规划都需要考虑留出弹性用地，作为战略储备。比如在上海，2010年每100人中有20多人读过大学，2020年每100人中可能有30多人读过大学，再过10年、20年，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上海市民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人的生活需求随之改变了，没有做储备的空间规划就无法适应需求的变化。大到城市总规划，小到居住区规划，都应该留“X用地”。

有时候储备一些用地暂时闲置，不是浪费。举个中国传统村落的例子，我们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个人群聚集闲谈、老太太织毛衣的地方，既不属于哪一家，也不属于村集体，我们可以称之为“灰度空间”。少了这个地方，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交流的机会，村落也失去了生活气息。

36氪：

疫情以来，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模型相继成为互联网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但有一种普遍的焦虑认为，元宇宙只是虚拟世界的迭代，可能像斯皮尔伯格电影《头号玩家》所预演的那样，人们在未来沉溺于VR技术构建的虚拟游戏中，逐渐丧失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观感。

我们注意到，您和团队创作了“福元宇宙”城市数字交互场景，采用了“ RAR（Reality+Augmented Reality）”虚拟现实深度融合的手段，这一项目的创新性和实践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吴志强院士：

确实，由于疫情的影响，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城市活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外地人在小街小巷开设的店铺因为疫情无法生存。因此，利用虚拟技术激活真实的城市活力，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将店铺虚拟化，即使有些店铺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也会将它们放入虚拟空间中，未来计划开设的新店铺，也会呈现进去。这样，我们可以在同一空间内体验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街道，这是跨时段的实验，也是对未来的探索。

以台州黄源河边的商店为例，由于疫情和城市改建的影响，许多小店都被关闭了。然而，通过将关闭的店铺虚拟化，我们可以保留它们的历史记忆，在虚拟空间中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在“RAR（Reality+Augmented Reality）”技术应用中，一条街衍生出两条街，一条是通向过去的，一条是通向未来的。这个实验让我深刻认识到，人们需要想象力来激发城市的活力。

元宇宙是实现梦想的可视化场所。当我们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时，实际上是在将梦想呈现在人们眼前。因此，我们需要让人们带着梦想来到城市，并在城市中坚持自己的梦想。只有这样，城市才能真正充满活力。

36氪：

所以这个实验项目的意义在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而不是给大家一个“乐不思蜀”的虚拟世界？

吴志强院士：

对，虚拟现实技术确实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疲劳。但是，虚拟现实技术只是一种工具，它不能取代真实的人际交往和社交活动。因此，我们需要平衡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和真实社交活动之间的关系，以保持城市的活力和健康地发展。

36氪：

我们了解到，中国工程院、德国工程院和瑞典皇家工程院一起提出了城市智商（CityIQ） 的概念，综合评价一座城市的社会治理智能化、经济创新智能化、生活环境智能化、基础设施智能化以及专业人才集聚度。

全球城市CityIQ排行近年来呈现出哪些趋势？是否有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城市，在CityIQ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吴志强院士：

一方面，在全球城市CityIQ排行中，中国的城市有排名很靠前的，也有很靠后的；另一方面，有一些中国城市的排名之高，不为大家所熟知。比如宁波，传统印象里它是一个港口，还有就是有特色的宁波话，事实上在智慧城市层面，宁波的探索非常靠前，这实际上提供了很多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一城市排行，基于中国工程院、德国工程院和瑞典皇家工程院各方院士团队的综合意见，客观地从技术设备、人才配置、环境质量、经济支持和公众服务五个方向，分析、评价一座城市的智慧化水平。

希望通过这一排行，精准科学、不带偏见且非商业性地对不同城市进行剖析，让大家看到智慧城市建设榜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