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快速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资本与乡村经济的关联日益密切。在乡村振兴的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政策和市场不断发力，大都市周边乡村由于交通便利，基础条件良好等优势，更易吸引资本投入。在面对资本潮流时，乡村可获得短期利益，对于未来却难以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增长。为了避免资本介入乡村带来的风险，真正发挥资本对乡村发展建设的重大作用。通过对武汉市新洲区新八冲村在资本介入后的发展现状进行实证研究，探究了资本介入对于大都市周边乡村的产业、乡村治理等多方面影响，构建了基于乡村振兴内涵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大都市周边乡村的资本介入模式。在资本介入乡村的过程中，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与自下而上的乡村自主发展相结合，实现乡村空间的有效利用，激发乡村的“自我造血”能力，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而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作者| 方一凡，乔晶  吴亚娟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 引    言

在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后，经历了较长时间以乡村衰败为代价的激进现代化进程后^[1]，越来越多的乡村存在着空心化严重、劳动力外流、村民收入低、土地撂荒、乡村基层治理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在乡村振兴的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资本下乡成为驱动乡村产业振兴与建设的重要手段，带给了乡村发展的动力。

相比一般县域地区的乡村，大都市周边乡村凭借优越的区位和交通便捷的优势，具有实现城乡之间物质、资源交换和资本、能量高效流动的基础，其发展具有更多的政策机遇，可以直接接受大都市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以大都市核心区为中心、周边村镇地区为延伸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也对乡村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空间基础。近年来，大都市周边乡村主动承接了城市消费市场，其功能由原来单一的农业生产与生活居住向文旅融合、现代农业甚至电商消费等多元化的新型功能形式拓展。在企业资本进驻大都市周边乡村后，由于缺乏科学的战略规划，导致现阶段的产业发展和空间建设都呈现出粗放式的特点，如产业模式单一、服务设施体系不完善、与周边资源整合不充分、空间品质欠佳、缺少乡村本身特色、与周边乡村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此外，在资本的强势主导下还产生了一些乡村治理问题。因此，资本下乡后如何与其他要素有序结合从而带来乡村振兴成为近年来人们讨论的热点。

资本以多样化的途径与模式进入乡村。温铁军^[2][3]归纳出产业资本在乡村主要有四种扩张模式。杨水根^[4]探索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支农模式、路径与机制等问题，从资本、公司、农户、合作社经营主体入手，梳理了资本下乡的六种模式。宋寒^[5]提出资本介入乡村的两种途径，一是大型资本投资农业，带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二是多元资本进入乡村，推动乡村产业体系创新与转型。从资本的运作方式来看，王京海、张京祥^[6]以具体实践为基础比较研究了两种乡村发展模式，一是外部资本主导投资运营模式，二是村集体资本主导投资运营模式。

目前对于资本下乡已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还暂未形成资本介入下的大都市周边乡村完善的发展模式。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对于资本介入下的大城市周边乡村振兴发展的反思与重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武汉市新洲区新八冲村的资本下乡案例，探讨了这种资本介入模式对于乡村建设和治理的深刻影响，并建立一种同时保证资本、政府、村民和村两委多方共同受益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大都市周边乡村振兴模式。

#2 资本介入下新八冲村发展模式

近年来国家对乡村越来越重视，乡村建设也从政府主导投资建设逐渐走向在政府引导之下，企业资本，能人乡贤共同参与的综合模式转变。新八冲村是隶属于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道的一个自然村，距离武汉市区约80公里，1.5小时车程。已有外部企业在村内投资建立生态农业公司，其乡村建设水平处于新洲区中上位区间，具有大都市地区周边乡村相对普遍的代表性，有利于得出资本介入后对乡村建设和治理的作用影响。

2.1 新八冲村概况

新八冲村距离武汉市区约80公里，1.5小时车程，且靠近新道公路，交通便利。新八冲村属于丘陵地带，耕地分布零散，村内耕地面积共计1200亩左右，村内共280户，人口1200人，常住人口350人，18岁以下的小孩约80人。在农业生产方面，主要以种植水稻、花卉苗木等为主。村庄周边有丰富的文旅资源，问津书院与新八冲村之间主要通过新道公路和京广线进行联系。全程22公里左右，直线距离10公里。道观河风景区位于新八冲村东部，与新八冲村通过新道公路联系，距离仅5.7公里左右。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使得新八冲村对于资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2014年，在新洲区政府的支持下，武汉煜汐生态农业公司通过与新八冲村集体协作。以水田480元/亩/年，旱地370元/亩/年的价格承包了新八冲村共约800亩的土地，用于建设“稻田记忆”生态农场园区。每年的土地流转费用为48万-54万，总共流转三十年，企业对园区能够进行自主地市场化经营和管理。新八冲村从一个单纯乡村聚落向都市休闲村庄转型。

图1 新洲区在武汉市的区位（左）；图2 旧街街在新洲区的区位（右）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3 稻田记忆项目与村庄的位置关系（左）；图4 新八冲村用地现状图（右）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2 企业资本为主体的乡村振兴与建设模式

在新八冲村的建设中，以企业资本为主体，政府在前期对乡村地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就已为企业进驻打好了的基础，此外，为企业在土地指标和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目前已经划分好八块点状供地，在节假日时也为企业举办活动提供政策支持。村两委负责说服动员村民进行集中的土地流转等保障性工作，也为企业资本地介入做好了准备。在“稻田记忆”生态园区的建设和运营中，湖北省农科院和台湾农业企业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指导，新八冲村及周边村庄的村民成为园区工作人员，盘活了村庄劳动力，解决了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同时，企业与高校达成合作关系，“稻田记忆”是武汉市某高校的实习研学基地，企业在高校中成立奖学金资助困难学生，企业将获得的收益投入社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图5 企业投资为主体的乡村振兴与建设模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3 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互促的产业运营模式

企业资本介入新八冲村后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互相促进，共同助力乡村振兴，具体体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创造和强化产品品牌、创新发展科技农业、培育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四个方面。

首先是改善了农业生产方式。从分散的小农生产变成集中的规模化种植，企业对灌溉设施、恒温大棚等都相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和完善了现代农业设施体系。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精品化的研发与种植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结合，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转型。

其次创造和强化了产品品牌。目前武汉煜汐生态农业公司已经形成了“稻田记忆”特色品牌，通过品牌运营将新洲当地的特产逐步引入更高的市场，满足更多消费群体，依托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从而更加高效发挥农产品价值，获取更大的收益。

第三是创新发展科技农业。企业在湖北省农科院专业的农业技术指导之下，通过科研深度创新拓展农业发展，“稻田记忆”内目前正在建设的恒温大棚具备无土栽培技术等研发和展示功能，并和台湾农业企业合作建立园区水肥管理体系，着力打造现代生态闭环农业示范园。

最后是培育了休闲农业发展模式。从“稻田记忆”重点发展区的建设时序图可以看出，从2016年至2021年，园区内部道路建设逐渐完善，设施和建筑逐年增加，目前“稻田记忆”形成了初步的园区规划，包括水稻种植区、研学体验区、苗木种植区、科技种植展示区、民宿区、游乐设施区等。成功举办了花朝节，并且形成每月赶集的特色活动，打响了“稻田记忆”品牌名声，为新八冲村带来了客流量，使得文旅产业反哺于农业产业，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

图6 稻田记忆重点发展区建设时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7 “稻田记忆”建设现状图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稻田记忆”项目在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046万元，2022年营业额达到3000万以上，企业的主要收益来源包括四个方面：①门票：本地人免费，政府补贴，外地人门票45元/人，学生、老人、儿童25元；②农副产品：有机大米、有机蔬果、稻香腊肉等品牌产品展销；③民宿：住宿单间328元/晚；④餐饮，人均消费50元；⑤宴席，婚庆场地节假日5000元/场次。

在企业资本带动了土地流转后，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创造了“稻田记忆”品牌，强化了农产品的市场流通能力，促进了农业和文旅产业相结合，盘活了乡村劳动力，提高了整体效益，使村民在一定程度上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3 资本介入下乡村建设与治理的问题

在企业资本的介入下，乡村产业发展产生了活力，给乡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企业由于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缺乏，导致运营和管理的效率不佳；在乡村治理方面，村民面临着主体地位丧失的问题。

3.1 资本介入对乡村空间的粗放式改造

武汉煜汐生态农业公司凭借一定的市场经验，通过对流转土地的开发，为乡村农业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提升，并盘活了新八冲村部分劳动力，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给新八冲村带来了收益。但是由于乡村规划和产业规划的缺乏，企业对于新八冲村周边文化和生态资源的整合和挖掘还不够深入，还未形成合理的产业规划与良好的产业发展预判。目前，企业资本对于乡村空间的改造仅限于对“稻田记忆”项目进行建设，旅游服务型消费空间与村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较为割裂，“稻田记忆”项目的建设还呈现出粗放的状态，而乡村生活空间基本没有建设改造、甚至略显杂乱无序。企业还需与乡村的资源要素高效地结合，从而形成有序的建设体系。

图8 稻田记忆项目与村内生活空间对比图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3.2 资本强势主导下村民治理主体的缺位

“治理有效”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之一。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在现阶段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仍是重要的基层治理组织。然而，资本介入下的新八冲村目前还面临着较大的治理困境。企业有着强大的资本权威，在乡村中居于强势主体地位。村集体将村庄土地流转给企业，企业独自经营和管理，失去了一部分村庄建设主动权的村民与村集体居于弱势地位，村集体行动能力进一步弱化。在土地流转的三十年内，公司独自经营使得土地脱离了乡村，村内的青壮年基本上都在外打工，村内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加剧。村庄的发展完全依靠企业带动，村庄丧失了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主动权，村民主体存在明显的“脱嵌”风险。地方政府对于资本的投资与建设也处于被动状态，新项目的开发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水平。若在新八冲村还未产生“自我造血”功能的情况下，企业后续退出投资，则建设项目的运营和管理也将难以进行下去。

在资本介入乡村的整个过程中，资本并未与村民进行直接对话，依靠村两委说服动员村民进行集中的土地流转，然而，村民面临着“失地”的现状和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会出现不配合村两委工作的情况，甚至产生利益纠纷的情况，则需要村两委进行矛盾和冲突的协调，这为乡村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乡村治理要在保证村民主体地位和话语权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资本，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

#4 资本介入下乡村振兴与建设的反思

通过上述典型案例的研究，新八冲村通过企业资本的介入让农业产业实现了规模化和效率化的发展，带动了乡村的农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继而带动了村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提升。然而，乡村振兴的内涵并不只限于乡村产业的发展，而是包括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目前大都市周边资本介入的乡村主要存在着乡村社会与文化的自主性式微、乡村空间的非正义剥夺、乡村建设的粗放化与同质化严重和资本无序退场后乡村的持续发展困境等问题。

4.1 乡村社会与文化的自主性式微

资本的本质是追求资本增殖，在逐利的过程中，乡村空间的使用向资本集中，乡村的发展建设主体逐渐被政府和企业资本所取代。村民成为企业雇佣的员工，在乡村生产、建设和治理上都变成资本的附庸，在乡村发展中失去了主体地位与话语权，也失去了主动发展的能力，日渐边缘化。

城市的生活、消费、文化等价值理念随着资本逐步植入乡村，乡村主体的置换，乡土文化也逐渐被城市文化所取代，造成乡村社会与地方性文化的自主性式微。

4.2乡村空间的非正义剥夺

空间正义是指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公民空间权益方面的社会公平和公正^[7]。

乡村空间的非正义剥夺首先表现在空间的生产及占有上。土地以流转的方式交由企业经营，尽管企业在发展中则为村民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企业资本直接占用乡村土地资源包含了城市对乡村土地资源的隐性掠夺，造成了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的非正义。

其次在空间的消费与利用上。乡村空间逐渐由服务村民的生产性空间向服务城市人群的消费空间转变，乡村中的三生空间都以服务向城市人群而进行改造利用。资本下乡的目标从促进乡村发展转换为服务城市人群。也是资本与城市人群对乡村空间的使用与消费上进行了隐性占有。企业资本的介入，对乡村的生产空间造成挤压。尽管在城市反哺乡村的价值观念下，资本介入还是会演变为城市对乡村空间资源、权益的隐性剥削，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空间的非正义剥夺。

4.3乡村建设的粗放化与同质化严重

在大都市周边已经有企业资本进驻的乡村，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引导、科学的战略规划、专业化的市场运营与管理，现阶段的产业发展和空间建设都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建设的基地空间和乡村生活空间存在割裂的现象，缺少对乡村本身的特色和文化的挖掘，与周边资源的整合程度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同时，服务设施体系不完善不合理，游玩的路线较为散乱；此外，空间的建设品质欠佳，缺少管理；使园区的建设看起来平平无奇，与周边乡村同质化较严重。

4.4资本无序退场后的持续发展困境

企业资本在租用土地期间，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由其负责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但当土地流转到期后，设施因长期利用损耗严重，设施的再次更新投入以及消费空间的修缮都需要耗资，此外，未来资本是否能够依托乡村收获持续性的效益也不确定，若在项目无法收获更多利益时，企业资本很有可能会退出。所以土地到达租用年限后资本能否持续进行投资难以评判。即便资本正常退出后，乡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空间的运营维护由谁承担也难以确定。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保障来应对资本退出带来的各类难题。

#5 资本介入下大都市周边乡村振兴的模式优化与重构

企业资本进驻大都市周边乡村后，盘活了乡村资源和要素，给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的动力。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战略规划，导致现阶段的乡村空间建设都呈现出粗放式的特点，在资本的强势主导下还产生了村民主体地位缺失等新的乡村治理问题。通过对武汉市新八冲村案例的反思总结，在资本介入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与自下而上的乡村自主发展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从建立村民为主体的多方交互协作机制，拓展乡村空间资源资本化的有效路径，构建新型集体经济提升乡村自主性发展和治理能力三方面，对大都市周边乡村振兴模式进行优化与重构，从而更好地实现大都市周边乡村振兴。

5.1建立村民为主体的多方交互协作机制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企业资本固然能将乡村的产业带来“质”和“量”上的创新和飞跃。然而，这样的发展模式以企业资本占据主体地位，以城市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村民逐渐边缘化，乡村无法产生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大都市周边乡村振兴首先应当关注乡村中人的发展，避免让村民沦为资本的附庸，应当明确为促进乡村发展的政策和机制是以村民为核心进行建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包括政府、村两委、村民、企业、高校规划团队、合作社等，主体之间互相协作、互相约束，形成多方共同受益、乡村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政府应当制定明确的空间政策，来限制资本发展边界，从而制约资本的无序扩张，对乡村空间进行合理化的引导利用。在将土地进行流转的过程中，村两委应当充分考虑和听取村民的声音，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从而村两委更好地协调好村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时，还需要完善法律，加大法律政策监管力度，对资本进行监管和指导，保障村民权益和主体地位。1969年，日本为了解决资本下乡侵蚀小农的问题，颁布了《农业振兴地区整治建设法》，对资本驱动的农业振兴区进行用地开发管制^[8]，严禁非农生产与圈地运动。在中国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大都市周边乡村更易受到资本的进驻，因此，必须规范好资本投入与运作监管机制以及建设好基层的监督平台，以保障好乡村、村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村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资本应当确定合理的位置。日本在 “一村一品”运动中，规定外部资本所负责的是为村民提供政策、技术开发、市场开拓的支持，而村民依旧掌握产业发展的自主权^[9]。因此，企业资本应是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人才和市场化的服务，并且建立利益分享与增长机制，对村民开展致富带头人培训及技能培训，从而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切实带动周边乡村产业发展，让村民真正享受到在资本介入下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效益。

5.2拓展乡村空间资源资本化的有效路径

对于资本介入下的大都市周边乡村，为了避免乡村规划成为资本和城市人群改造乡村的工具，同时，为了减少乡村成为资本纯粹性盈利的空间的可能性，应当形成全面的公众参与乡村规划模式，约束资本逐利行为。高校规划团队应充分了解村民们对乡村空间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需求，调动村民们的主动性，从而共同参与规划和设计，共同谋划乡村空间的建设和发展。同时，面对企业资本现阶段对于乡村的空间建设呈现出粗放化和同质化的特点，规划团队要深入挖掘村庄及周边的特色文化和生态资源，充分认识乡村的生态、文化、家园等多元价值，以需求与资源为导向，编制规划设计方案，形成有特色的乡村空间，而不是仅仅满足资本逐利的消费空间。

5.3构建新型集体经济提升乡村自主性发展和治理能力

乡村振兴的根本应是实现村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构建新型集体经济，加强村民自主发展的能力，提升乡村的自主性治理能力。

在提升乡村自主性发展方面，一方面政府制定补贴政策，扶持村民自主创业，从而吸引能人返乡。另一方面，村两委集约利用好政府的财政资金，发动村民自筹资金参与村庄建设，开展村民自评工作，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更好地建设和治理。通过合作社来加强村民参与程度与组织程度，指导村民合理地运营资本，探索多样化发展途径，推行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种模式，提高集体经济收入和服务带动能力。

在提升乡村自主性治理能力方面，一方面使村两委、合作社、能人乡贤共同担负起对企业与政府等的监督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完善村民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村民的认知水平与主人翁意识，充分保障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能让乡村更加自如地应对资本，将被动输血转化为主动造血。乡村治理自主性提高，促进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图9 资本介入下的大都市周边乡村振兴模式框架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6 结    语

在新的城镇化阶段下，城乡要素交流不断加强，资本介入乡村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大都市周边的乡村凭借着有利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条件，在资本介入之下，面临着更多机会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更大的挑战。因此，本文基于乡村振兴内涵，对资本介入下的大都市周边乡村振兴模式进行优化与重构，创造了村民为主体的多方交互协作机制，拓展了乡村空间资源资本化的有效路径，构建了新型集体经济提升乡村自主性建设和治理能力，以期为资本介入下的大都市周边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超越线性转型的乡村复兴——基于南京市高淳区两个典型村庄的比较[J].经济地理,2015(03):1-8.

[2]   温铁军.产业资本如何介入乡村建设[J].中国改革,2005(12):36-37.

[3]   温铁军.产业资本在乡村扩张的四种模式[J].银行家,2005(08):42-45.

[4]   杨水根.资本下乡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路径与机制[J].生态经济,2014,30(11):89-92.

[5]   宋寒.外部资本介入乡村地域及规划应对研究——以屈家岭管理区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4小城镇与农村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4:138-148.

[6]   王京海,张京祥.资本驱动下乡村复兴的反思与模式建构——基于济南市唐王镇两个典型村庄的比较[J].国际城市规划,2016,31(05):121-127.

[7]   张江萍. 资本介入下的南京地区乡村空间转型研究[D].东南大学,2020.DOI:10.27014/d.cnki.gdnau.2020.003613.

[8]   王雷.日本农村规划的法律制度及启示[J].城市规划,2009(5):42-49.

[9]   张永强,郭翔宇,秦智伟.日本“一村一品”运动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11-14.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于CAS理论的大都市地区镇村“功能-空间”协同组织模式——以武汉市为例（52108052）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众归武汉”微课题“共同缔造理念下大都市周边乡村社会资本精细化运作模式研究”。

*本文为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