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忠：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导读

2025年8月29日，202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专题会议五“新时代产业园区规划与发展:路径创新与价值创造”在沈阳召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教授张文忠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系统阐述了新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区位选择因素。

张文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教授

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与重要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国家重大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先进产业。这些产业往往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较低、成长潜力巨大、综合效益良好。它们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是培育经济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领域。具体而言，我国政府在不同阶段划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例如“十二五”时期明确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类，“十四五”规划进一步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九大产业方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备受关注，正是因为其在引领未来发展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一方面，这些新兴产业是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已超过200万家，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关系到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国家层面多次在重要会议和规划中强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的增长引擎”。这意味着各地需要将发展新兴产业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创新驱动打造新支柱、新赛道，为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提供持续动力。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区位选择的理论基础

新兴产业的区位分布不同于传统产业，具有自身规律，需综合多种理论视角加以认识。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了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和演化过程，对于理解新兴产业为何在特定地区孕育和壮大具有指导意义。演化经济地理学从新奇创生、路径依赖等视角：揭示新兴产业在特定区位萌芽的初始条件；解构产业与地理环境（制度/技术/社会）的动态互构关系；阐释相同初始条件下区域产业分叉的演化动因。该理论将研究时序前移至产业形成前的“抚育期”，融合区位机会窗口、技术关联等工具，构建了新兴产业空间生成的全周期分析框架，弥补了传统生命周期理论的时序局限。

技术生命周期理论进一步从技术演进阶段解释产业区位选择的动态特征。根据产业（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个新兴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呈现不同的空间格局：在萌芽和成长初期，产业更倾向集聚于少数创新高地和大城市，因为这些地方科研力量雄厚、创业生态成熟，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孵化；而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后，生产规模扩大、成本因素凸显，部分环节会向成本更低或腹地更广的地区扩散，形成产业链的分工布局。例如，新兴产业的研发环节通常扎根于大城市的高新区或科创园，而制造环节则可能布局在周边次级城市或专业园区，实现研发与生产的分离协同。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空间上呈现出研发环节和制造环节地域分离的特征，研发更集中在超大城市，制造则在周边地区扩散。

创新网络理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对产业区位选择产生深刻影响。创新网络是“主体—关系—尺度—结构”动态演变的协同创新体系。受演化经济地理学路径依赖影响，创新伙伴、空间尺度、合作关系的选择表现为路径依赖、路径锁定和路径创造交互作用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邻近性是创新网络演化的重要驱动力，由于技术创新生命周期阶段与演化路径的异质性，创新结网对认知、组织、社会、制度和地理等维度邻近性具有差异化、动态性需求。

总体来看，城市的多样性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创新的产生并非单纯依赖于资源的整合，而是依赖于不同领域的碰撞与互动；城市内的外部性并不是单纯的地方性，更重要的是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溢出。这些溢出效应可以跨行业传播，推动不同领域之间的协同效应。同时，城市中的集聚效应必须与多样性和专业性相结合，才能真正促进创新。过度的专门化可能导致技术和创新的停滞，而雅各布外部性正是来源于这种集聚中的多样性。

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数据与方法

为了定量揭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格局，研究运用了大数据技术和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选取了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企业样本（如上市公司或行业龙头企业），共计约千余家; 同时，通过企业投资关系和产业链关联，识别出这些核心企业的关联企业（如其投资布局的上下游企业）。本次分析利用了企业工商登记和投融资大数据，以城市为基本单元，构建了一个涵盖1,109家核心企业及其投资关联企业的数据库。研究通过GIS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手段，从两个角度对数据进行了刻画：一是空间集聚特征，即这些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密度和集群现象；二是产业网络特征，即通过企业之间投资、合作关系构建的跨城市联系网络。这种“双视角”的分析框架能够同时反映出新兴产业的本地化集群和异地关联格局。

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呈快速增长态势。尤其是2014年后，每年新增关联企业均超过1000家，至2025年核心企业投资关联企业总量已达24673家，比2020年初增加近6000家，显示出整体实力显著提升。2017年后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仍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疫情初期行业受到冲击，景气度指数骤降，但随即恢复。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发展态势优于东部，西部和东北相对落后。总体上产业发展处于快速上升期，但空间布局更趋收缩。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了“五片、多点”的集群空间格局：五大片区包括长三角及长江中下游、环渤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和海峡西岸；点状集群涵盖西北、东北及西南除成渝外地区多依托省会城市发展。长江中游逐步融入长三角，山东半岛与京津冀融合，共同构成环渤海集群。总体上产业高度集中于核心城市群与沿海发达地区。

2017年指数显示1119家龙头企业分布在160个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数量的一半。其中长三角拥有龙头企业325家，占29.04%，为全国最多；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均在200家左右，但京津冀呈中心-外围格局，北京、天津集中度高，其他城市分散；珠三角则呈区域性集聚，多个城市龙头企业超过10家；尽管龙头企业覆盖158个城市，但超过一半集中于北京、深圳等9座城市；而70个城市仅有1家龙头企业。城市可分三梯队：第一梯队为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其中北京数量最多；第二梯队主要是东南沿海省会及长三角经济强市；第三梯队中龙头企业不足10家，多为零散分布的大型企业。

支撑性企业广泛分布于主要城市群和省会，尤其在北京、上海、深圳集中度最高；其次为天津、南京、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全国2843个县区中，60%以上有相关企业布局，覆盖范围几乎囊括全部332个城市，但核心集聚仍集中在一线城市及省会核心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集聚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可见，疫情期间产业逐渐向主要城市群集中；疫情后出现一定扩张，省会城市地位更加突出。空间分布主要有三种类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呈连片集聚，昆明、南宁、贵阳、成都、西安等省会优势突出呈点状集聚，张家口、承德等地区则为集聚阴影区。在青藏高原等西部，产业呈分散化发展，优势减弱。“十四五”期间总体格局稳定，仍以主要城市群和省会城市为核心载体。

5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分析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结构不仅取决于企业数量，更取决于核心企业与支撑企业的合理配置。数据显示，中国城市的支撑配套比中位数为14，四分位区间在10.66—20.33之间。基于此，城市可分为无支撑型、支撑不足型、均衡型、核心不足型、无核心型及无集群型，其中近一半城市属于无核心或核心不足型，均衡型占比约五分之一，支撑不足和无支撑型不足一成，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尚未形成集群。总体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集群较完善；中部和成渝、陕西等地以支撑企业为主但缺乏大型核心企业；东北与西部虽有少数龙头企业，但因缺乏配套企业而普遍呈现支撑不足。

6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网络化分析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为顶点的“菱形格局”，其中北京在产业联系的广度和强度上均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深圳和上海在制造业联系方面优势突出，而广州、杭州、南京则更多发挥区域性和省域投资带动作用。

在区域发展层面，中部城市的投资多以内循环为主，跨区域联系有限；西部核心城市如成都、重庆、乌鲁木齐则展现出跨区域投资倾向，但整体规模仍然不足。总体而言，东部地区产业网络集中于研发、信息化和制造业，中部、西南以制造业为主，西北、东北优势尚未形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加速向制造业、科研与技术服务、信息传输与软件及商务服务等核心环节集中，四大行业合计占比已超过六成，并在“十四五”期间持续上升。其中，北京已成为研发和信息服务的全国枢纽，深圳和上海是制造业提升的主要策源地，杭州逐渐成长为信息服务中心，而广州、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则形成区域性信息或制造中心。他指出，产业集群与产业网络的互动呈现出动态演化特征：在集群规模较小时，企业数量增加主要扩大联系广度，而当集群扩大到一定规模后，广度增长趋缓，联系强度则迅速增强。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将继续在核心城市群集聚，也将在网络化联动中进一步提升整体竞争力。

7 战略性新兴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位选择呈现出鲜明的集群化与分化特征。总体来看，核心企业与关联企业的数量、城市行政级别、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企业更倾向于在龙头和支撑性企业集聚、产业结构高级化、财政实力较强的城市落户，体现出明显的“跟随核心”效应。不同类型企业的区位偏好差异较大：制造类企业多集中在环境污染耐受度较高、靠近总部的地区，注重生产功能的集聚；研发类企业偏向财政实力雄厚、资金流动性强的地区，显示对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的依赖；信息类企业则倾向于教育水平高、大学集中、国际贸易活跃和环境质量优良的地区，对外部人力资源与知识环境要求更高。城市行政级别对整体布局影响显著，高等级城市更受研发和信息类企业青睐，而制造类企业则更多落地在行政等级较低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对整体布局有吸引力，但对制造、研发和信息三大核心领域并无显著影响，研发部门对财政充裕城市尤为敏感。相比之下，城市规模、消费水平、交通便利度等因素影响不大，环境因素则对制造类和信息类企业形成差异化约束。

总  结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基本形成“五片、多点”的集群发展格局，即长三角及长江中下游、环渤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及海峡西岸五大区域性集群。龙头企业与支撑性企业均集中于主要城市群、省会和沿海发达地区。东部地区集群完善，中部和成渝、陕西等地以中小型支撑企业为主，缺乏大型核心企业；东北和西部则因缺乏配套，呈现“核心不足”的问题。在网络结构上，产业联系呈“菱形格局”，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为顶点，其中北京至广深连线以东的联系强于西部区域。中小城市与北京、深圳、上海等中心城市联系紧密，但彼此间互动有限，体现出明显的“垂直联系”特征。从产业链环节看，京津冀在研发领域具备全国优势，但整体上尚未显现专业化分工趋势，而是倾向于在本地构建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集聚规模成为驱动网络演化的核心动力：小规模集群推动联系广度扩张，而大规模集群则强化联系强度，表现为广度扩张期企业数量激增，强度深化期企业增速趋缓但单点效能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阶段，未来应注重在核心城市群内实现链条完善与网络深化的协同发展。

*根据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产业园区规划学术专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