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历史城市整体性保护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摘要

在本次关于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的访谈中，我们关注到中国和欧洲城市在不同背景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城市保护方面的实践。从二者的比较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更为关注城市肌理、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物质形态，而对其背后的社会网络和文化关联缺少考虑，这或许就是所谓“活态”传承难以为继的原因所在。

历史城市作为一种遗产对象，从城市和景观两个方面的保护观念和方法逐渐深化并扩展。无论是历史城市还是历史性城市景观（HUL），都在强调城市本身是复杂环境、文化景观与人类互相作用的过程。从而，在深入理解历史城市及其保护的过程中，更应注重维持其社会网络、人文关联和文化景观。历史城市及其景观的保护不仅是为了保护和维持历史时期的杰出物质遗迹，更是为了激发当代城市新的创造。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更多地考量社会网络和文化关联性，既呼应了城市存量更新中“人民城市”和“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也是名城保护真实客观的需求。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城市；城市更新；历史性城市景观

作者简介

访谈对象：张  松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委员，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深总规划师。

访谈人：王  晓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城市学研究》：在您看来，历史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张松：这两个概念所指有一定的重合性，但又各有侧重。从学术翻译的角度看，国内喜欢用“历史文化名城”，它是在中国的文物保护机制中提出的，指的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纪念意义且正在延续使用的城市。而西方国家喜欢使用“历史城市”，这是一种泛指，是相对于历史建筑、历史地段、历史城区而言的。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伴随《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等保护立法和技术规范的出台而产生，有明确的申报和批准程序。国务院已经公布143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市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样也要通过申报程序。这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如果获得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便要保护，没有获得称号的城市便不用保护了，那么这就是不合适的。因为任何一个城市，无论大小都有独特的历史渊源、有自身的发展脉络，所以每一座城市都要考虑其自身的历史脉络，并基于此进行保护与发展。然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未能维持历史城区的风貌。杭州的西湖周边范围做到了高度控制，但是老城区真正有历史价值的区域几乎没有了，仅仅留下一些历史街区得以严格保护。当然，这对现在的城市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也反映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存在的问题。

国家层面出台的各项保护条例、法规、技术规范等所倡导的，并不是只保护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而是包含所有具有艺术、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历史城镇、乡村聚落、工业遗产地区，只是在保护的方法策略、技术手段上会有所区别和侧重。就算是已经破坏的区域，也还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进行抢救性保护的。例如，2025年国务院《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应当对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并以历史文化价值为导向，按照真实性、完整性的保护要求，全面保护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欧洲的历史城市并非全部都要认定，但几乎每座城市的历史中心区都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保护。英国认定的历史城市，主要以规模较小与保存完整的城市为主，较大型城市则是划定多个包括各种类型和不同年代的区域进行保护。法国主要通过认定国家保护区（如巴黎拥有两个国家保护区），另外还设有保护建筑和保护地区，旨在通过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保护区的设立，来基本保证老城的高度、尺度和历史风貌的和谐。意大利则以历史中心区为重点，一般是以罗马这种比较大的城市为主，其历史中心区范围以罗马古城城墙为界，面积占现在罗马市的40％，但这里并非仅作为单纯的旅游点，仍然承担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功能。除此之外，欧洲很多城市仍维持着中世纪以来的格局，面积较小，可能跟国内的古镇差不多大小。意大利在将历史中心区纳入城市规划方面做得比较好。城市规划通常对不同的地区按照功能进行划分，而意大利的城市规划则按照历史中心区优先的理念，将历史中心区划分为A类“以修缮为主、开发为辅”的核心区块，不仅维持着原有历史建筑的外观和尺度，还对整个的城市范围的建筑在外观、尺度、高度和风貌等方面进行控制。得益于此，意大利成为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文化遗产的数量比中国还要多，这些世界遗产里面就含有大量的历史中心区和历史城市。

《城市学研究》：是否因为欧洲历史城区的范围较小，所以较容易在整体上纳入规划进行管控？

张松：虽然有时历史城市的范围大小会带来一些影响，但我认为更多的是保护观念和意愿上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使得欧洲许多国家认识到历史城市保护对地区文化和国家遗产的意义，所以才要通过种种方式进行保护。像巴黎老城区100多平方公里，除了一栋高层，其他的建筑尺度和外观都得到保护。然而，上海老城厢完整的范围不到2平方公里，现在也保留不了。像北京的老城62平方公里，这样的历史城市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上保持着明清都城的格局，80年代以后老城区的人口密度急速增加，传统院落被拆除，起初并没有保护的意识。直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城保护的重要性：“我们的城市有许多历史记忆，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因为浮躁、无知而破坏掉。”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整体保护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郭、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明清皇城，划出了70多平方公里进行严格控制，老城区的历史建筑不再拆除，并逐渐恢复其传统格局。历史遗迹的留存可以唤起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历史城市整体性保护的理念、方法与实践，能激活人类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所以，保护的有效性不以大小而异，首先还在于政府、群众及媒体的保护意识觉醒和保护观念改变。

关于整体性保护，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在操作层面，往往认为全国文保单位应该重点保护，而历史建筑或者省级以下的文保单位因其认定的级别低而管理得宽松，保护资金也少，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是不对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首先要将整个老城区（历史城区）都划定为保护范围，并对整个市域的历史建筑、文物遗迹、景观资源等详尽调查。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框架下，划分为历史城区、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区、历史风貌区，但其关键在于划分了保护区后是否得到了有效的管控，历史风貌是否得到了维持。

仅仅是划分保护区而没有将其纳入有效的管控，这样的保护区面对城市大规模建设其实是比较脆弱的，比如说在保护区内部不允许大规模的开发、大型的基础设施和交通枢纽等破坏历史脉络的建设，我们的城市难以做到。虽然像巴黎、罗马这种大城市仍存在少量的破坏，但总体而言，那些对历史城市肌理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都不允许进入老城区，并将传统城市的历史脉络保护切实地落实在城市规划上，进行长期协调和管理。我们的历史城市空间规划，应当是管控形态、肌理、功能的延续性和协调性，而不是贸然地进行大规模的功能置换和大规模建设。如果将老城区原来具备居住功能的人口密集区截然改为商业区，并在短时间内对整个地块进行升级改造，必然会造成历史城市形态、肌理和功能的断裂和失调，这是万万不可的。

《城市学研究》：这就关涉到您所提出的历史城市的整体性保护，那么整体性保护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松：首先要保护的是“物质空间”的完整性，国外称为“建成环境”，梁思成称之为“体形环境”。“建筑”不是仅仅指一座房屋，而是包含人类一切的体形环境，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件工艺品，都是体形环境的一部分。梁思成指出，应关注与城市建筑紧密相关的人的活动，注重社会、经济和情感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整体性保护中的物质空间不是仅仅指建筑，而是包括其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联性。现在有些地方所存在的问题就是概念上的偏差，有的是单纯地保护历史文化，但是脱离了物质肌理；有的是固化地保存物质肌理，却不考虑其生成过程。无论是历史肌理还是人文环境都有自身的形成规律，这也是人和自然斗争与协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它自身的“道理”或“规律”，它反映在历史肌理和人文环境之中，只不过我们可能还没有理解这个“道理”，就把它破坏了。在城市中，物质环境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若其剧烈变化必然导致社会形态和社会功能的变化，随之，其人文关系的网络便无法维持。

正如哈布瓦赫所言，“物质存在与文化象征符号一起构成了群体共享的集体记忆，从而达成历史性的建构。都市性不仅涉及城市的遗产和记忆表象，也涉及生活的实践和方式”。当城市更新将原来老百姓居住的低矮房子变成高楼大厦，原住民的流失使居住其中的人群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居民社会所依存的人文环境也就遭到了破坏。一旦破坏，即使是恢复了建筑原貌，也恢复不了原来的功能及其原来整体的社会网络。

事实上，历史城市的整体性方法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没有实现的可能，除了极少数依然维持了其完整性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多数仅仅能尝试恢复一小段，从实际情况看，这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比如北京的四合院，原来只有很有钱的人才能住大的四合院，有观点认为应该恢复到过去的那种状态，因为老北京的四合院变成大杂院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腾退其中的部分居民恢复原来的居住空间和环境，如果老百姓也愿意，政府政策也支持，那么是可以的；但如果一些老百姓不愿意迁出，也不愿意拿出资金来修缮，那就无法达成。这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程，它不是很完美，也不是能简单地回到以前。所以，要将政府投入和居民投入结合起来，共同改善传统民居的居住环境条件，实现可持续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才能避免历史城市和历史建筑被破坏的命运。

《城市学研究》：2025年，杭州市推出《杭州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试图在城市存量更新上破题。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经验可供借鉴？

张松：在城市更新中，杭州也会面临与上海类似的问题，杭州老城区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条件优越，比如西湖、运河、南宋皇城遗址等，加上政府出台有利的政策进行引导和支持，毋庸置疑是具备突破旧有模式的条件。但如果没有一些优越的条件或政策支持，在城市更新中该如何去做？现在的城市更新大多数仍是政府包干，老百姓一分钱都不出，而且政府按面积和人头补偿，但这样的模式当前已经很难推进。所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就必须把居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建设周边的公共设施、营造城市的空间品质等，都应该以居民的需求为第一导向。在如何改造和更新这个问题上，居民应该有相应的话语权。在居民自治方面，可通过自主更新委员会、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等等将居民组织起来，设计一些渠道将居民的投资纳入长期管理。2025年交付的杭州市拱墅区浙工新村就是一种新的自主更新模式，最初政府将浙工新村纳入危旧房改造项目，提出成片改造模式，然而民意调查未达到90％的启动门槛。浙工新村提出居民自主有机更新，采取了“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居民作为产权方自筹约4.7亿元，占总资金的80％，政府通过专项资金补齐剩余费用，并积极引导相关的更新建设。自主更新后，房屋得到升值，环境品质得到了改善。在土地融资模式难以为继的背景下，这种居民自筹资金为主的“原址重建”，兼顾了发展与公平，避免了土地收储开发的老路，也为全国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参考。

《城市学研究》：南宋都城临安是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南宋临安城的保护该如何纳入历史性城市景观保护观念与方法？

张松：城市如同一个有机生命体，有前生后世、历史积淀、毁坏、新生与再生，所以对其历史层积要作整体的调查研究。城市考古是研究历史城市的重要途径，但考古是不断发掘的过程，不可能一次性揭示全貌，也不是一口气在当下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更不可能完整地恢复历史面貌，甚而回到南宋最辉煌的时代。即使是当时的绘画、文献等等的资料记载，大多出于个人角度，未必完全可信。从现实的状况看，南宋临安城作为古今叠加的城市，其上存在明清至今的建筑，所以应该要把杭州城视为一座不断叠加累积的历史城市。关于南宋临安城的遗迹遗址，如果是有确切证据的、经过严格考古发掘的遗址区优先展示；如果其上有明清甚至更晚的叠加建筑，并且景观和风貌都比较协调，那就应该继续保留其原貌，同时通过城市设计和景观规划体现其历史层积，使其可以共生成长。无论如何，不应该复原或者照搬想象中的南宋建筑，不仅是现在的设计眼光和过去的审美存在差异，就算是依照严格的传统技术规范，古代建筑的尺度或可复原，但是其周边各种社会和文化关联却是难以复原的。

对于大型的古代都城遗址，其发掘和展示仍然存在争议，南宋临安城面积广阔，地上建筑几乎不存，所面临的情况与汉长安城遗址类似。汉长安城遗址的城垣内面积有36平方公里，遗址保护区总面积达到65平方公里，但遗址区之上仅存数个露出地面的土遗址，城中并无其他地上建筑，在长安城遗址可靠的展示主要为道路和建筑格局，原来所有的居民社区都已经搬迁。这种地上建成全部拆除所进行的展示，很难向普通民众传达汉长安城的盛况。作为视觉传达的媒介，都城遗址展示需要建筑与景观，但与罗马历史中心等一些欧洲历史区不同的是，中国古代都城地上建城遗址大多不存，因而未必适用“纯粹保护式”的修复和展示。

而历史性城市景观方法，将城市历代的层积都看作是其文化的组成部分，将历史城市当作相对独立的不断生长的整体，把历史城市及其景观作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景观的生成更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作为唐宋都城的历史城市及其保护，不但应该更注重整座城市所具有的景观意象，还要考虑其后产生的更为庞大的城市社会与文化综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