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一直是首都城市发展建设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在一代又一代城市规划师的不懈奋斗与传承中，才实现了保护对象的扩大、保护体系的完善、保护理念的提升。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当代城市规划师，有幸生活在名城保护为主流核心价值的时代，既贴近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继承丰富的规划思想内涵。本期专家访谈就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享主要思路和探索历程。

▲ 明清北京内城城墙遗址（图｜黄钟 摄）

柯焕章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正高级工程师

作为规划界前辈，您曾经在1991年主持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并提出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的功能定位。您能谈谈当时是如何从整体上考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吗？

柯焕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必须从整体上入手，尤其要关注对城市格局和历史环境的保护。1993年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第一次提出了整体保护的十项原则：

一是，保护和发展传统城市中轴线。一方面保护好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传统风貌，一方面要在南北延长线上体现出21世纪首都新风貌。

二是，注意保持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平面，形成象征城墙旧址的绿化环。

三是，保护与北京城市严格密切相关的河湖水系，如长河、护城河、六海等。

四是，老城改造要基本保持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布局。

五是，注意吸取传统民居和城市色彩的特点。保持皇城内青灰色民居，烘托红墙黄瓦的宫殿建筑群的传统色调。

六是，老城要保持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外围建筑高度。

七是，保护城市重要景观线。例如“银锭观山”等传统景观视廊，以及景山、白塔、钟鼓楼、德胜门箭楼、天坛、正阳门等各标志性城市景观节点之间的视线通廊。

八是，保护街道对景。通过城市设计，对历史形成的对景景观及其环境加以保护。

九是，增辟城市广场。在老城各城门口附近、内环路沿线各重要路口、重要公共建筑地段等建设城市广场，搞好景观设计。

十是，保护古树名木，增加绿化，发扬古城绿树相映成趣的传统城市特色。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去年公布实施的最新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中，老城整体保护的十项内容与以上这十项还是基本一致的，可见当年所构建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基本框架，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名城保护理念得到了继承。不过，我还想强调一点，要想将以上这些落到实处，一切都要基于“保护”基础上做工作，尽可能做到位，尤其是要向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去努力。

▲ 明清北京外城城墙遗址（图｜黄钟 摄）

董光器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

2、谈到老城整体保护，很多人认为当年没有采用“梁陈方案”保留老城、在西郊建设新北京是错误的。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董光器：当时争论最多的问题，是行政中心放在老城还是西郊。当年的决定是放在老城，对老城进行改建和扩建。我认为，每一个决定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没有按梁思成的提议建新城，当时是存在这几个方面的现实原因：

一是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北京作为新首都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生产、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当时北京165万人中有30万失业人口，失业率高达18%。在人民生活还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建新城，国家财力不允许。二是外部因素。建国后的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就开始了，国家的主要资源集中在支援前线，此时再大兴土木建设新城已经不可能。三是党中央、各部委已经进驻老城，大的格局已经很难改变。

如此一来，必须着手解决古都保护和现代化改造之间的矛盾。为此，1953版总体规划提出，北京的建设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对古建筑，哪些保留、哪些拆除、哪些改建或迁移，都进行了细致的区分。

梁思成先生所强调的整体保护的思路，在1983版总体规划中得到了落实。该版规划提出了保护文物周边环境，保留名城风貌，为重要古迹划定了保护区，提出了对文物周围建筑高度控制要求。

现在，老城整体保护的保护原则不仅得到了全面继承，更被发扬光大，名城保护扩展到全市域、保护对象更加全面，并且建立了全过程的保护管理体系，我想，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 胡同（图｜黄钟 摄）

范耀邦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正高级工程师

3、作为北京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关键推动者，您如何看待当下居民生活需求保障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之间的关系？

范耀邦：在城市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改建与保留、继承与发展、新建筑与古建筑的关系，涉及到城市的性质、功能布局，城市建设的经济性，城市的独特风格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不易圆满解答的难题。北京的这些历史文化街区以居住功能为主，居民们不断增长的需求与所居住空间的风貌保护要求之间，矛盾尤为突出。

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四合院已经不完全适合现代生活了。如今的家庭结构已经从以前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减小为一家子三口或者四口人。曾经一大家子独住的四合院，变成了多户合住的杂院，空间越分越小、院子越来越挤，要兼顾保护与民生就得变化。一个是保留房子，房子不动，生活去适应它；另一个就是改变功能，比如做幼儿园、小型办公，临胡同的南房也可以改成小商业门脸，只要不改变建筑的外壳就没什么问题。在我看来，对于历史文化街区来说，变是肯定的，不变是相对的。

最近两年，申请式退租政策不失为解决变与不变较为恰当的探索，居民向政府部门申请自愿搬离拥挤的大杂院，置换为居住环境更好的保障房。居民外迁后，杂院空间则可恢复传统风貌与院落格局进行保护，并可用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或者人才公寓等，这样多一些具有开放功能的四合院，一定能够提升街区活力。同时，在此过程中，古都风貌基调也能得以持续强化。非常希望这种有助于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保护的政策能够再多一些。

▲ 协作胡同40号（图｜石闻 摄）

冯斐菲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委员会副总师，正高级工程师

4、作为2002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您能否展望一下今后如何提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工作水平？

冯斐菲：一直以来，名城保护的重点和焦点都在老城，对市域范围内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尚显不足，研究缺深度、保护缺力度、格局缺构建。

2012年以来，从“十二五”名城保护规划开始，在认识上有了提升，提出了“内涵、外延、重点、全面”等理念。首先是拓展名城保护的内容。2010年吴良镛先生提出北京市文化精华区的格局构想：以老城为核心，拓展南北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强化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山水景观、西南文化长廊、水域和风景名胜区。“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提出三大文化带概念，即长城、西山永定河、大运河，并纳入了2017版总体规划。

其次是提升各区政府的保护意识，包括提升认识水平，坚守“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原则；加强机制建设，成立区级名城保护委员会；加强财力人力的支持；制定总体保护规划，确定保护原则，形成保护框架，制定行动计划；等等。

第三是要面向更广阔的京津冀区域。作为都城，北京的影响应辐射更远，借助当前京津冀联动发展的契机，在更广阔的领域探寻文脉具有非常意义。天津的本意是“天子经过的渡口”，也是拱卫首都的军事重镇，故称“天津卫”。保定，在元代是拱卫大都的重镇。另外正定、邯郸等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如能一并纳入保护研究的视野，才能对北京这座千年古都获得更全面、更宏观、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 故宫望北海白塔（图｜夏梦晨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