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均衡化才能解决环境“超载”

齐鲁晚报：“新常态”的内涵阐述中谈到资源环境约束方面时，认为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如何判断是否达到上限？

潘家华：对物质层面的过分消费和追求，使我们现在处于一种达到或接近承载能力。现在一般说的是达到、接近，个别甚至超过了承载能力。

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就是南水北调。南水北调工程有1234公里，从汉江一路到北京、天津，1000多公里，这就是一种超越极限的表现。北京、天津的水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极限，没有水可用了，于是调水过来。那再发展下去，又没有水了怎么办？

齐鲁晚报：有报道称，北京应该建设风道，缓解大气污染，但其中也有不同的声音。

潘家华：现在污染的形成并不是因为风道的阻隔，还是污染物的排放量太大，跟风没有关系。风道只是把污染物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第二，风是飘忽不定的，是自然的产物和多种因素的综合，难道搞了风道后，风就听从安排走风道？从经济上讲，要搞一个风道，对整个城市的格局是一种破坏，是劳民伤财，要消耗、浪费多少能源？

齐鲁晚报：京津冀一体化能否化解北京的环境“超载”局面？

潘家华：利用京津冀一体化可以转移相关产业。需要注意的是，不仅要把产业转移出去，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医疗、教育等也要迁出去，这样人口才会跟着走。比如，只要把清华大学搬到一个地方去，它就是一座城市，就像美国的斯坦福，英国的剑桥、牛津等。

北京现在的环境承载能力确实是超越了极限，必须要釜底抽薪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能否转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是关键？

潘家华：是这样的，如果优质社会服务资源不转移的话，北京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其他大城市、省会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不分散一点呢？像美国的加州大学，有10个校区，教育资源也得到了均衡发展。

齐鲁晚报：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是不是也要注重公共资源的均衡化？

潘家华：小城市、小城镇还有环境容量，但缺乏相关产业、服务的支撑，发展乏力。很多人回中小城市创业，结果没业可创，只能返回北上广。

如果公共资源配置均衡，中小城市也能形成发展特色吸引人口，把这样一些空间利用起来，对于缓解大城市的城市病，应该是有帮助的，这就需要在宏观的资源配置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

城镇化的优势在于规模效益

齐鲁晚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有怎样的大背景？

潘家华：中国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人均水平也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不减的话，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不可能树立起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确实需要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一步努力。

今年11月12日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也就是说，到2030年以后就不再增加了。从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来看，这是很难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齐鲁晚报：城镇化过程是否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潘家华：有人说城镇化会增加碳排放，实际上这是非常狭隘的伪命题。城镇化的一个具体效益在于规模效益，这样的效率会比乡村更高。所以要低碳的话，城镇化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但低碳同样是城镇化的一个难题。绿色、循环、智能等，都可以用“高碳”的形式实现。比如处于干旱区的兰州，为什么公园里郁郁葱葱？就是靠电把黄河水抽上去浇灌，说到底就是“高碳”。

所以，真正的刚性约束就是碳，如果能把碳减下来，其他的一切都不成问题，这才是关键。我们的低碳化如果要在2030实现目标，低碳城镇化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饱和，就得提升效率、改变能源结构，把碳实现绝对量的减排。这就要求以实现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来审视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