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由建筑大师梁思成与陈占祥为首都北京设计的“双城方案”，在当时是否适合采纳至今仍存争议。但对于每一个或许符合或许超越时代的方案、建议，我们该用何种态度对待，也许比回忆和争议更有意义。

北京之迁

关于北京外迁居民的故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阜成门拆除后，970多户老北京人迁居到北京古城西郊外的甘家口。这是北京古城之外的第一个外迁移民点，而在整个北京古城外，还有15个这样的外迁居民安置点。

2013年，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杜怿超找到了生活在北京城外的300个燕郊居住者，拍摄纪录片《不是北京的北京》。

理查德·李瑞卡是其中一个。他从非洲加纳不远万里而来，在北京当幼儿园老师。当杜怿超找到李瑞卡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每天四点多起床，五点不到去赶车，傍晚五六点钟下班，回家要晚上十点以后的外国打工者。每天早上从家到单位，李瑞卡手机定位的距离是60.03公里。

望京、通州、杨柳青、燕郊等几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型居住区，已将15个迁居点取而代之，通向北京的公路上有了城轨，但人们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古城。

人们不会想到，60多年后，人们的生活轨迹竟然跟当年梁思成说的如此相似。

规划之争

1949年，新中国政府计划对北京西郊新城区加以利用，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做准备。1950年2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旅英规划学家陈占祥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方案主张将中央行政中心移出北京古城，将北京变为“双城”，把钓鱼台、八一湖等变成新的绿地和公园，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空间。

与中国专家并行研究的还有苏联专家。1949年9月16日，17名苏联市政专家到达北平。专家巴兰尼克夫强调北京作为首都，“应不仅是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而当时北京工人阶级仅占全市人口的4%，是个消费城市，所以北京必须进行“布尔什维克”一样的工业建设。

对于占地仅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北京古城，苏联专家规划了今天可供人民游行检阅的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的行政机构，并给出了更加具体的提议:第一批建筑为五层，第二、三批为四层，“外表要整齐，房屋正面可用有民族性的中国式样的建筑”。

对此，陈占祥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一个城市最怕拥挤，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可以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非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

人生之变

“梁陈方案”在建国之初被指责为劳民伤财，有专家评论说:“方案不但经济上力不从心，政治上亦将丧失民心。”

苏联专家提出的旧城改造方案最终获胜，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的一份报告中透露，北京要付出的代价是“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旧房”，“故宫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

周恩来阻止了对故宫的拆除，“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而150亿元的旧城改造成本相当于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周恩来坦言，代价太高。

“梁陈方案”被否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人的命运。梁思成和林徽因继续为保护北京古城、牌楼、北海团城等多方奔走，甚至与吴晗等人论战。文献记载，自1950年秋至1952年春天，梁思成被各种运动席卷，后来基本上被排挤出北京城市规划的制定工作。

陈占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以后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理念之持

1950年底，青年建筑师吴良镛从美国归来，虽然力挺“梁陈方案”，但他回来时这个方案已经被放弃。

在1951年的清华校庆上，也就是“梁陈方案”被否定一年后，一个可以拥有天安门广场，同时不改变城市既有格局的改良型“梁陈方案”曾公开展览。这是吴良镛师承梁思成后的一个想法:找一个过渡、两全的方案。

“我当时的设想是，天安门已经是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都在那儿办了，所以，周边的‘六部’、人民大会堂还可以盖一点，作为新中国的象征，然后以西郊为主再建行政中心。”吴良镛说。

那次，北京市副市长薛子正来看过，表示欣赏，并希望再继续做下去。

等到1999年的国际建协会议，吴良镛再次提出修改后的“梁陈方案”，这一次的规划名叫“大北京”。

时隔近50年后，即使北京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堵不堪等问题已初露端倪，当时北京城建部门依然没有同意这个规划。

“我请教时任建设部长俞正声，他很赞成，而且建议我改名叫‘京津冀’。”吴良镛对媒体表示。

2001年，当“京津冀”城乡发展的课题主持人定为吴良镛时，许多同行唏嘘历史竟然如此巧合。

在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吴良镛的学生吴唯佳看来，“城市越大，技术和投资只会越来越大，但效果可能越来越差。比如早期投一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现在得投十块钱，但影响却越来越小，外部效益越来越低。因此只能通过区域性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当吴唯佳与老师吴良镛开始京津冀一体化研究时，他感到“梁陈方案”已成为某种坚持科学的精神象征。

“我觉得‘梁陈方案’的核心不是它实行了还是没有实行，今天对其进行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对现实仍是有意义的。”吴良镛有一次对媒体说。

真理之验

关于“梁陈方案”的争论，在60多年后仍然没有停止。

“‘梁陈方案’是一个规划的概念草图，不是一个完备的规划图。它的功能非常单一，全是办公楼，没有商业、没有文化，只有一点宿舍和一个文化礼堂，而且建筑形式用的是四合院，占地很庞大。我认为，方案确实不具备采纳可行性。即使当年实施了这个方案，北京城后来遇到的政治运动、城市规划的失控、地产商摆脱城市规划等问题，也是方案没办法管的，所以北京该乱还是要乱。”今年年初，建筑师朱涛曾表示。　

但“梁陈方案”之争给我们的启示也许不仅仅是它该实行还是不实行。历史从来没有那么简单。

“文革结束后，一些政治问题得到了平反，但那个时候的当务之急是批判‘四人帮’，对一些专业学术问题顾及不到，还有待逐步展开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

石仲泉也希望通过讨论，让更多建议和方案，通过公开透明，被全社会了解和扬弃。

如今，京津冀一体化方案正逐渐揭开面纱，历史终究会有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