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结合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上海2040高峰论坛—“世界城市日”第二场论坛，11月1日上午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比利时等专家出席并做主题发言。与会嘉宾就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空间发展战略进行研讨，为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供经验借鉴。

充满风险的社会，巨型城市以及亚洲主动权

李昌炫 韩国首尔国民大学教授

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且不同地区城市化发展进程各异。从城市化发展程度来看，全球城市化指数由1900年的13%发展到2010年的55%；从城市化增长速度来看，亚洲和非洲地区明显快于欧洲和美洲地区。

亚洲巨型城市所面临的共同城市风险主要包括3个方面：自然风险、城市风险和社会风险。调查表明，东京、首尔和北京的居民都认为现在城市所面临的城市风险要高于10年前，而且，未来的城市风险将会更大。以首尔为例，随着城市不断扩张，风险加剧，包括台风和地震（自然风险），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城市风险），更高的自杀率、更低的出生率、贫困老人以及经济公平性（社会风险）。

最后，李昌炫教授认为应不断提升亚洲城市研究的主动权，上海应建设成为更加安全的城市，在应对城市风险问题上，不断加强首尔和上海城市间的合作交流，共同研究适用于亚洲巨型城市发展的模式。

应对城市发展的挑战—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张庭伟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终身教授

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城市规划的基本功能是应对不确定性，城市的弹性（韧性）作为新的规划理论及方法，可以通过3方面衡量--经济，环境，社会，即通过多元经济结构及新的发展目标应对外部经济动荡；通过让城市空间及城市基础设施留有余地应对外部自然灾害；通过让社区有归属感，有自我振兴、自我救助的能力应对社会变化。

城市弹性的3个阶段：承受—调整—再造。第一阶段，在外部出现某些变化时，由于现有的城市系统本身已经留有余量，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变化，自我消化，而不必立即作全系统调整。 第二阶段，外部变化加大，但是城市系统能够进行一定的自我调整，适应变化。第三阶段，变化更大，旧系统失效，但是城市有再造新系统的能力，可以在新的外部条件下继续发展。

弹性城市的7个原则。（1）多元化： 促进并保持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土地使用及生物系统的多元化。经济上“四轮驱动”的模式。（2）模块化： 为了减少、吸收不确定的危机带来的影响，城市经济应该分成若干模块，每个模块都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调整而不影响其他模块的运作。城市基础设施应该由相对独立的系统组成，减少互相影响（电-水-煤气）。（3）社会资本：在不同情况下的活力。（4）创新： 强调学习、实验那些适于地方特点的发展规则，把握内在的动态变化。（5）复合性： 土地开发上，允许不同机构对土地具有复合的开发权，使得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可以有多种可能性，不会因为某个部门的衰退而停止。（6）信息反馈系统： 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网络，包括有良好的反馈系统，能够提供早期预警，能够及时地自我调节，修正错误。可以发挥大数据的作用。（7）提供对生态系统的服务： 为地方生态系统的管理及评价提供资金资助，从源头处理生态问题，在问题发生的上游解决问题是最有效的方法。

根据弹性城市理论，中国城市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后发优势，应该更多关注“后发劣势”，即力求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人才积累、制度建设、体制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上海的经济结构应该保持有重点的多元化，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的正反两面经验。

回归战略性与政策性——总体规划的批判视角

石楠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总体规划需要战略性。我国总规缺乏战略性引导：过多的技术细节淹没了规划的战略属性； 过多的技术理想无法适应政治决策需求；结构性空间的总体控制能力显著下降 ：开发区泛滥，总体规模失控 战略性生态空间不断被蚕食 ，区域性基础设施的游离与牵引 ，一区多园模式盛行，碎片化的“城中之城” ，房地产导向的改造更新，新大院、门禁社区等。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1）政府行政力量不甘心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专业上不切实际的空间理想；政治上的英雄主义； （2）总规承载了过多的责任和期望。

总体规划应体现政策性。总规作为政策性规划的核心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其中，央地关系始终是总规问题上的痛，应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自职责 。规划本质上属于地方事务，关键是总规中应明确国家/区域利益，并加以强制规定，辅以国家政策（如国家城镇化规划）指导和监督（人大、社会、民众、舆论）。

石楠秘书长认为总体规划应实现“两个转变，一个调整”。总体目标的转变：促增长vs保公平+继续促增长。总体定位的转变：改变技术工具、抓手的身份，走向利益协调平台，强化底线意识。 技术内涵的调整：强化“结构性”预测与导向；在“权力清单”范畴内，强化“负面清单”意识下的“底线控制规划”，给市场更多空间。必须保底线的内容包括：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公共住宅、和公共安全。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唐子来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

世界城市vs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作为全球资本的“支点”（basing points for global capital），在企业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既是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机构的集聚地，也是全球交通和通讯枢纽，因而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支配地位（command and control posts）。全球城市作为全球资本服务中心，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全球关联网络（interlocking network）界定了全球城市网络，企业是全球城市网络的作用者（agents）。

中心城市vs门户城市。无论在全球资本控制还是全球资本服务的世界城市网络中，城市的外向度越高，更为显示其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城市（Central City）”属性；城市的内向度越高，更为显示其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门户城市（Gateway City）”属性。

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当前坐标。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在基于综合竞争力（经济影响力、科技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等）的城市排名中，上海处于第12-43位，上海的经济影响力高于其他影响力；在基于企业总部区位的城市排名中，上海处于第12-17位；在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城市排名中，上海处于第6位，上海的网络关联度高于总部集聚度。因此，上海的当前坐标是：作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集聚地，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的“门户城市”。长三角区域作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上海发挥向外连结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