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三十余年激流勇进后，中国的城镇化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末，中国城镇的常住人口接近7.5亿，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

在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背后，中国的城市遭遇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一方面，在很多大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水源短缺等一系列危机已经逼近甚至突破环境承载极限；另一方面，很多中小城市发展乏力，产业匮乏、基础薄弱、资源浪费、鬼城、睡城频现。

在此背景下，破解下一步城市发展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危机，让城镇化“绿”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环顾国内，城镇化绿色转型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更多停留在理论的探讨阶段，始终未形成系统可行的操作方案，实践中，个别地区的探索亦是零敲碎打，尚无科学清晰的路线图。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邀约多位权威专家，问诊当下城镇化发展病症，探求城镇化转型方式，汲取国外城镇化发展之道，力图为中国的绿色城镇化寻找一条科学、可行的道路。

与会嘉宾（以发言先后为序）

杜 平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周牧之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穆荣平 中科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仲梁 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副会长

城市变“绿”难在何处

杜平引用最近一份英国的报告说，以绿色为标准，目前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绿色城市；二是正在转型为绿色的城市；三是期望成为绿色的城市。在他看来，中国600多个大中小城市中，大部分还处在希望成为绿色城市的阶段。那么，呼吁了多年的绿色城镇化究竟难在何处？

杜平：第一个难题就是“绿”的成本太大。

新增社会财富和绿色挂钩还有一些有利条件，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为绿色产业发展创造空间，深圳、珠海、镇江都有成功的探索。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补齐城镇化的欠账，将曾经黑色、灰色的GDP变成绿色的GDP，中国的城市能否支付这样的发展成本？就现实观察，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功能分区，都要付出较大成本。

第二个难题是，在中国，引导绿色城镇化的主体缺位。

其一，公民意识缺位，无论是消费观念，还是责任感都与绿色城镇化的要求不相符合。很多人一方面希望蓝天白云，没有雾霾，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开豪车、住大房子，缺乏绿色生活的意识。如果每个公民都能成为让城市变绿的强大主体，自身会践行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同时会监督政府、惩罚企业。

其二，企业缺位，无论是理性考虑，还是非理性行为，很多企业难以做到绿色低碳地生产。以节能减排为例，不少企业都采用“两头称面条”的方式，计算GDP时，往上抬，测算能耗时，往下压。

其三，政府缺位，尽管政府也希望城市变绿，但它无法包打天下，无论是当下的财政能力还是投融资体制，都无法保证政府实现这一愿望。

第三个难题就是城市体系不科学。

城镇化发展有内在的规律，有必要形成大中小合理分布的城市群，建立系统的产业分工，界定好通行距离，这样可以大量减少污染。

但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重视这一问题，城市之间往往各自为政，有些城市群喊了多少年，实践中始终进展不大。如今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决策层希望以京津冀为样本，打造首都城市群，实现三地协同发展。

第四个难题是技术缺乏，尤其是缺少性价比高的技术。城市变绿需要技术，目前，国内城镇化投入产出比过低，亟待相关技术的革新。

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城市管理水平落后。发改委曾经做过相关测算，如果城市有效提高能效管理水平，达到国家能效“领跑者”计划的水平，全国可以节能30%。

之前，我们调研过上海一个区的建筑物节能在线监控系统，这一系统在该区所有医院、政府大楼、学校等主要大型建筑用电闸门安装了传感器，中控室24小时监控能耗数据，哪一栋建筑能耗不正常上升，这一系统会第一时间进行警告，极大地降低了能源消耗。当地内部测算，总投资大概1.6亿，两年就收回了成本。因此，管理水平提高，可以有力地降低能耗，推动城镇化的绿色转型。

周牧之：城镇化绿色发展进程中，关键不是技术缺位，是系统缺位。

凡是搞一个技术、一个产品、一个生产线引进的项目都很少有成功的。不少企业，喜欢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引进许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但最后形不成一个完善的系统，往往被淘汰出局。

我们过分强调单体的技术问题，而往往忽视系统的问题。比如对城市的垃圾问题和水处理问题而言，最关键的不是其中某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技术体系和政策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如何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

穆荣平：绿色城镇化包括绿色生活方式确立、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绿色技术支撑、绿色环境标准引领四个方面。

确立绿色生活方式的理念是根本保障。只有将“绿色生活”理念植根于每个市民心中，才可能使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管理和市民生活方式的“绿色”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绿色生产方式转型是经济基础。只有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才可能使城市经济发展健康可持续，才可能保障市民就业、生活质量提高。

绿色技术是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必要支撑。只有将绿色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作为公共财税政策支持的重要对象，引导全社会加大绿色技术投入，才能够使绿色技术广泛而高效地运用于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

绿色环境标准是引领技术进步、推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抓手。只有建立健全绿色环境标准体系和动态监测调整机制，才能够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监督，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绿色技术投入，加速绿色生产方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