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城市从过去伴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以城市空间发展为特征的快速城市化进程，逐步转向更加面向国民，更多地关注为国民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服务，使之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城镇化。

在过去30年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率提高了30%，约2亿人口从农村转入城市，但是却没有完全实现这些人口的市民化，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因此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城镇化。在今后的城镇化过程中，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进入城市的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有城市居民该有的生活福利。这样的城镇化进程，无论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城市自身发展的角度，都面对着相当多的问题与求解。

我们特意邀请三位业界专家，共同来探讨此话题，倡导“建立新型的人居观”，以期促进建立整个城市建设与发展领域共同的价值观。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

石楠秘书长的报告从职业、行业与学科的三大视角，阐述了对“规划转型”这一议题的思考。

首先，石楠解析了城市规划的三大领域——职业、行业与学科，对比指出政府是规划行业的主管部门，学科更多属于教育部的管辖范畴，规划行业的核心是包括事业单位和企业在内的所有规划编制单位。

从规划职业的角度，石楠指出，规划虽然是一门充满理想主义的职业，但面临着被异化的规划需求这一现实。规划虽然有很高尚的理想，剑指城市整体的、长远的、公共的利益，但是其所涉及的政府、企业、民众、专家这四大利益主体，都有各自的、不同层次的需求。这些需求包括基础需求、基本需求和终极需求，规划所倡导的理想往往是终极需求，但现实所面临往往是基础需求，比如企业的基础需求是利润，基本需求是品牌与战略，终极需求才是社会责任。

石楠认为，规划需求本身是分层次的，对不同利益主体来说，利益也是分层次的，不能拿终极需求要求规划的所有参与者都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也是现实中出现所谓规划失灵的原因，我们拿一个道德导向的终极需求去要求所有人，而事实上，市场主导的基础需求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据此，石楠提出了对规划职业的转型思考：一方面，要从规划师的规划走向全社会的规划，这是对规划行业的挑战；另一方面，规划师的素质要求不只是一般工科的“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塑造，这是对学科的挑战。

从规划行业的角度，石楠指出，目前行业积累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从表征上来看是“谁做规划”的问题，症结在于我们做的是“谁的规划”，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变了”，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对规划定位的重新认识。

他提出，利益协调从来就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工作内容，传统的“龙头”统领的概念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日渐不适应社会现实，必须实现从“龙头”向平台的转型，而重要的是重建协调机制，包括：从规划部门内部的业务协调，走向外部全方位的协调；从规划设计内容的协调，走向规划制定、审批、实施、管理、督察全过程的协调；从被动性协调，走向主动性、制度化的协调机制。石楠强调，规划行业的转型十分必要，最重要的是如何适应市场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独立的规划行业需要的不只是智商，更需要情商。

从规划学科的角度，石楠指出，城市规划升级成为一级学科是机遇更是挑战，学科最核心的还是知识体系和相对应的价值观。当下存在一种“错位”的规划，规划工作的范围很广，经常搞不清焦点在哪儿，投射到工学、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上，如何实现真正的融合是一大问题。这一特征这导致了规划学科要求庞杂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也给学生学习带来了较大负担。石楠认为，规划学科需要一个试图逐步聚焦的过程，规划的核心科学问题取决于本身社会的规划，取决于规划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接下来，石楠阐述了对城市规划如何回归本源的思考。他认为，城市规划要重新认识“设计”的作用，随着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品质的日益关注，使得“空间中消费”转向“空间消费”，设计不只是方法或手段，通过精心设计可以提升品质进而拉动消费，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石楠指出，城镇化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正呼唤规划做出革命性的转型。

最后，石楠提出了如何进行规划转型的观点——回归常态与理性。近来，国际社会正思考对城市规划的重新定义：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综合的、参与性的决策过程和良好城市治理的核心象征。城市规划的转型应是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要求我们摒弃“龙头”梦，树立“平台”观，警惕滥用“顶层设计”的概念。同时，我们还要防止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让规划回归地方性与咨询地位。石楠强调，规划转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设计改变生活，要认识到规划的局限性，规划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事要交给其他学科去做。城市规划要回归本源，在设计的角度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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