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亚洲诸多国家希望利用博鳌论坛以及“一带一路”把握住中国机遇。例如，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对中澳关系影响很大，澳方认为中澳关系处于黄金期，两国在投资、贸易以及人文交流方面非常活跃。很多澳大利亚企业正在思考，高工资但高素质的澳大利亚人如何增强国家竞争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中国市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4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方愿将“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地区国家及区域组织发展战略对接，打造规划衔接、生产融合、协同跟进的地区发展新格局；支持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项目，让地区人民共享融合发展的红利。的确，亚洲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但依然有痛点，不联不通就是痛点，通过“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体前景将更加聚化，即以“互联互通”激活“新未来”。今天，“一带一路”需要更多的标志性项目落地，需要实现硬联通与软联通的结合，需要以通心工程解决“信任稀缺”的问题。虽然叫亚洲论坛，但博鳌的关注点与影响力已经遍及全世界。

中国的聚光灯效应在放大

笔者最近先后赴澳大利亚、捷克、意大利、英国等西方经济体调研“一带一路”。总体感觉是，西方国家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拥有全球角色。具体来说，对中国的赞誉与期望集中在几下几点：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国家，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国家（pillar）；对中国预见以及规划未来的能力印象深刻，认为中国领导层有很强的顶层设置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共享着中国发展的成就，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很大，中国脱贫的规模和难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知识流动，加强人文交流。

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特别是欧洲对目前的发展状况有消极情绪，认为自身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笔者在调研过程中经常听到如下的表述：欧洲地区的危机是长期性的，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欧洲地区的危机是系统问题，而不仅仅是政策问题，因此要系统性地改造，而不是技术性地改良。在经济合作方面，相关国家希望在环保、现代农业、高科技、医疗保健、社会政策等领域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主动将其规划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亚洲，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多持积极认可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减慢，但依然超过诸多西方经济体。亚洲诸多国家希望利用博鳌论坛以及“一带一路”把握住中国机遇。例如，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对中澳关系影响很大，澳方认为中澳关系处于黄金期，两国在投资、贸易以及人文交流方面非常活跃。很多澳大利亚企业正在思考，高工资但高素质的澳大利亚人如何增强国家竞争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中国市场。澳洲的传统合作伙伴是欧美，现在经济上向北看，集中精力开拓亚洲，特别是中国。在调研期间，澳方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一带一路”包不包括澳大利亚，“一带一路”对澳洲和亚太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关系如何定位，等等。这一方面反映出，澳方高度关注中方倡议，但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基础薄弱（比如，认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基建项目和输出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也说明我方工作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与国内不断有智库、商会、媒体去欧洲、中亚等地区宣讲、推介“一带一路”项目相比，我们事实上忽视了澳洲等亚太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优势和机遇。

“激活”要先打通“痛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痛点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上，一些经济体逐渐摆脱了持续多年的衰退而恢复增长，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前景仍不容乐观。首先，投资不足的状况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同时，失业率高居不下，青年失业率更是惊人，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在政治上，有些国家深陷危机，希望加速振兴，但由于繁琐、低效的制度限制，无法迅速采取行动。虽然启动了改革方案，目的是简化立法程序、提高国家效率。然而，相关改革牵涉的党派与利益主体众多，阻力巨大。在外交上，保守主义情绪相互传染。诸多沿线国家的民众目前最关心的议题是就业、卫生、移民、养老金等，外交政策的内向性更加凸显，如英国启动“退欧公投”就是具体表现。最后，难民、移民问题同民族、宗教问题相互交织，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

在此背景下，博鳌论坛以及“一带一路”的受欢迎，是全球“灰暗背景”的一抹亮色，甚至可以预言全球会逐步迈入“新亚欧大陆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国际权力重心逐渐向东方转移，相关国家主动加强同中国、亚太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制度安排，安全、经贸等硬实力积极同文化、文明等软实力互联互通。

“博鳌论坛”之后的三大工作要点

第一，除经贸合作外，要不断加强人文交流，要努力推动国家之间的文化和教育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上，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最近BBC的纪录片《中华的故事》就非常受欢迎，每周有几百万英国人在电视机前观看。澳、英、德等西方国家多次表示，希望加强同中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在职业教育培训方面，他们有优势，愿意在工程、设计以及医疗保障等领域加强合作。目前，中国留学生正成为西方国家大学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英国，其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施维尔明确指出，提高中英民众的相互了解对“黄金年代”的维护非常重要。目前，英国政府开始加强有关中文的语言学习投资，鼓励更多的英国学生学习中文。

虽然充分的语言、旅游、文化等人文交流未必能够使政治问题迎刃而解，但毕竟人文交流是“通心工程”。1616年，东西方戏剧大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年仙逝。2016年是两位文学巨匠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举办纪念活动，如推动《牡丹亭》等传世名著在英国进剧场、进课程、进社区，举办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文化交融、加深相互理解。

第二，如何使博鳌论坛的效果可持续，值得认真研究。笔者非常赞成有些专家提出的“离岸外宣”概念，即借助外部资源鲜活地讲好中国故事。一是充分利用驻外华人华侨资源进行外宣传播。华人华侨中一些精英已融入当地社会，谙熟所在国的语言文化，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同时他们十分了解祖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是沟通中外的有效桥梁。例如，《中国新闻周刊》英国版等媒体在这方面做了较有成效的尝试，聘请的工作人员多是华人，他们具有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等主流媒体的采编管理经验，伦敦、北京两地采编中英、中欧重大新闻，本土操作，高端精准发行。其次，在投射文化软实力方面，除了支持孔子学院之外，可借鉴日本和台湾的经验，适当考虑出资在欧洲高校设立“特定教席”。比如，英国牛津、剑桥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产生了很多世界知名的学者和各类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鼓励和支持一些中国机构和企业出资在这些高等学府特设“讲习教授”或冠名，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相关课题的研究，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和发表文章时，都会自然地产生学术与社会影响，如同行走的中国名片。此外，根据英国牛津、剑桥等已有的成功经验，可以鼓励和支持中国机构和企业特设或冠名奖学金、楼宇、甚至院系，如剑桥大学的贾吉Judge商学院，牛津大学的赛德Said商学院以及路透Reuters新闻研究所等。目前，可考虑在这类高校中由企业或个人出资设立“丝路”奖学金、“丝路”教席、“丝路”研究所等。

第三，要使“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真正落地。2015年的博鳌论坛期间，《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出台，完成了顶层设计。2016年，要以博鳌论坛为契机，使“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真正落地。目前，英国的北方经济引擎规划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基础较好，可率先打造成为中欧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英国欢迎中国投资，尤其是到英格兰北部和北爱尔兰等地区投资。英国北方经济引擎规划的出发点：使英国的南北方地区发展更为均衡、实现区域内核心城市的经济联动，等等。相关做法有：1、区域内的城市（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谢菲尔德、纽卡斯尔）启动共同经济战略并进行联合投资，以改善这些城市、城镇及其港口之间以及城市内交通运输网络的连通性；2、相关城市组成“超级”经济体，打破现有各城市独立运营的状态，创造充分的商业机会，实现智慧城市；3、区域内高校、智库、科研院所组成学术联盟，对相关议题进行联合研究；4、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与支持，增强区域内企业对接国际市场的便利性；5、充分的连通性与便利性有利于提高该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吸引优秀人才以及创新型全球企业入驻该区域。

上述内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启示意义。此外，英国北方经济引擎规划区域在能源、生命科学、医疗保健、先进制造业以及物流等行业具备雄厚的实力，同时，该规划涉及价值240亿英镑的投资项目，覆盖从住房到能源、从科学到航运的诸多行业，应鼓励我国企业以此区域为突破口，由此积累进入西方高端市场的资质条件以及人文经验。

总之，博鳌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必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使各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积极探索合作之道，在确保各自国家拥有竞争优势的同时，夯实共识基础，在政策上逐渐采取去除贸易壁垒的措施，加强互联互通，增强彼此的开放力度。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赵磊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