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城市与区域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长期关注宏观管理与政策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展现了全新的国家空间战略，也由此布局了全新的中国城镇体系。在这条轴线之中，武汉、上海、重庆作为“超大城市”的地位赫然醒目。

新的时空坐标之下，“超大城市”的意义已非同寻常。传统单一层次经济分工格局下的“枢纽城市”，由此进入多元枢纽连接的网络体系，政治、产业、交易、研发的配合、集聚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全国性分工进入更深、更广的层面。“超大城市”，在这种枢纽网络体系中充当核心角色。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城市与区域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王铮，长期关注宏观管理与政策，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他对武汉作为超大城市的未来充满乐观，并对武汉如何发挥超大城市作用提出了专业性建议。

枢纽地位来自专业化发展

长江日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将武汉列为“超大城市”，武汉未来应该如何发展，才能符合这种定位？

王铮：武汉需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才能拥有超大城市的影响力，才能养活那么多城市人口。

第一，武汉的城镇体系发展中不可缺少附域。所谓武汉的“附域”，就是执行武汉的城市功能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个卫星城形式的边缘城市。

第二，武汉本身要专业化，要发展专业领袖企业集聚区。城市需要围绕专业化方向的研发企业，通过研发企业活动完成产业“溢出”和降低生产成本，构成有效的生产链。然后与边缘城市企业在互动过程中，能形成类似生态系统的聚集企业的分工，互动越频繁、分工越细致，企业专业化水平越高，企业成本也容易降低，结果就带来了总体利益的提高，超大城市就可能在一个扩大了的面域里生存。于是，城市在专业化发展中走向了区域枢纽地位，从而带动城市的生产规模。

第三，需要一个城市网络。把周边的城市全都发展起来，建成一个枢纽网络结构。周边城市处在枢纽网络结构的外围，与武汉核心产业形成配合分工的关系。这样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口。

长江日报：怎么理解您说的“专业化”？

王铮：这里的专业化有两种含义，一是城市产业类型的专业化。一个城市里，企业大量聚集，不一定就是集群。这是因为，企业的聚集并不一定有共生关系，这种共生有创新过程的“溢出”联系。近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设想“空气里都流动着技术的诀窍”，而这种诀窍，只有相近专业化领域的产业才有最大利用的可能性。知识“溢出”在专业化下带来最大利益，更重要的是专业化导致城市的专业品牌，结果为城市创造了专业化的市场，这就为作为研发枢纽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二是城市的专业化还取决于它辨识出自己的经济地理区位选择的专业化方向，每个地方都可能选择自己的专业化方向，选择适合自己专业化方向的企业所在地。

从“枢纽城市”到“枢纽网络体系”

长江日报：《纲要》要求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武汉作为超大城市有哪些基础优势？

王铮：武汉有很突出的优势，一是人口庞大，特别是人力资源，不仅是劳动力，而且智力资源丰富；二是有长期的文化基础，武汉的文化比较活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城市具有宽容的精神；三是武汉的产业功能基础很好、具有一定的规模，有技术创新的基础，政府对创新的扶持力度非常大；四是近年来，武汉的气候整体趋于更加舒适，这对生产效益的提高来说是个很好的信号。所以从总体来说，我认为武汉具备了发展成为枢纽城市的基础，同时，城市人口也可以再集中一些。

长江日报：如何理解您上面提到的“枢纽城市”的概念？

王铮：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专业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需要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在专业化推动下，形成了某类产业的创新中心或贸易聚散中心等，就是枢纽城市。超大城市由于产业经济、自然条件具有一定优越性，具备成为枢纽城市的先天基础。

特别要强调，超大城市的发展不是“摊大饼”，而是要建立枢纽网络体系。枢纽—网络结构首先由具有专业化职能的枢纽组成，枢纽之间相互连通，节点选择归属某个或某些枢纽，并与其归属枢纽连接后形成枢纽单元，最终多个枢纽单元共同组成网络。在这种空间组织中，枢纽不再具有全国性龙头老大的中心地位，而是接受全国性的某种分工。

在这个网络体系中，行政上是集中的，经济上是紧密联系的。枢纽网络体系没有固定的边界，是一个物流和信息流体系，是产业分工下的共生群落，枢纽往往是专业化的，有政治枢纽、产业枢纽、交易枢纽、研发枢纽。而这个枢纽，就具有区域经济的领导力。

不能满足做一般的增长极

长江日报：超大城市如何在您提出的“枢纽网络”体系中发挥核心和带动作用？

王铮：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区域，区域具有动态性，自然地理条件、历史契机、行政干预都可能影响区域结构和区域发展。在区域经济过程中，作为发展动力，不仅强调资本与人口，还有区域的文化扩散、贸易联系、生产体系公司行为，即溢出行为。“溢出”的存在加强了区域的经济联系，由“溢出”造成的相互依赖性，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正的影响。“溢出”作用的存在，能使落后的区域通过学习、利用“溢出”发生的部分共享性，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追赶上先进地区。

承载枢纽的超大城市具有区域领导力，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行政中心地位或者生产中心地位，枢纽的主要功能是具有区域“溢出”作用，这种“溢出”包括知识“溢出”、市场“溢出”以及资源“溢出”。市场“溢出”指的是枢纽具有商贸交易功能、技术特别是技术标准扩散带来的城市获益。资源“溢出”是枢纽资源开发可能带来的其他网络节点的市场地位、技术利益。总之，地区领导力与经济“溢出”有关，这种“溢出”可能会将一个小地方创造为枢纽。作为枢纽的超大城市，在“枢纽网络”体系中，关键的优势是领导力，而不是竞争力。

长江日报：武汉要成为您提到的“枢纽城市”，有怎样的基础和未来？

王铮：长江经济带要发展，第一要靠发展交通。武汉的航运条件、陆路交通条件都很不错，是一个交通枢纽，但是受内陆港口的限制。第二要靠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外部要和重庆、上海连通，在产业内容上要和上海一体化错位，不是竞争而是配合。第三是这个地带有金融的枢纽网络建设，这样下来，在经济一体化推动下的专业化的企业，在空间上因为区域“溢出”，就会发生更多产业凝结。这种凝结是一种聚集细化，导致了以枢纽城市为核心形成的若干功能性附域性质的边缘城市的成长。

这些枢纽城市在一体化下要接受分工，武汉应集中发展成为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枢纽。枢纽发展起来，利用原来的产业辐射能力，利用当地区域的内部和外部网络，促进知识溢出和市场溢出，在枢纽网络结构就能发展起来，这也是“点轴”发展模式的新形势。

武汉作为一个枢纽城市，不能满足做一般的增长极，因此重要的不是提升区域竞争力，而是培养和提升知识溢出、市场溢出的地区领导力。

主动推进区域公平发展

长江日报：长江经济带如何才能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

王铮：在发展经济学意义上，我之前提到的“枢纽—网络”结构的逻辑是尊重禀赋、公平发展。在“枢纽—网络”结构下，枢纽节点单元在选择发展方向时，充分尊重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依据区域分工确定优势路径。在这种逻辑下，各个枢纽节点区域的发展机会也是公平的，而这些“节点”城市将发挥自己的作用，资源富集区依据市场提供资源、制造业发达区提供产品、金融业发达区提供服务，在市场均衡的原则下各区域得到公平利益。

“枢纽—网络”结构中的“枢纽”之间是充分连通的，而这种连通来源于枢纽的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后，枢纽的服务对象覆盖全区域的所有其他枢纽和节点，同时也需要接收其他枢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一个城市可能在某一个产业方向上具有枢纽地位，其经济“溢出”影响全国，但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它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节点，接受辐射，这就避免了城市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隔阂的加深，也能避免超大城市盖住其他城市的光彩。“枢纽—网络”结构下的区域公平发展原则，在当前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做不到公平，超大城市就会无限膨胀，导致其他城市丧失发展动力。所以，超大城市自身也应该主动去推进区域的可持续的公平，这可以看作是领导力的一个方面、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