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政府“正在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这个表述说明多年来备受关注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设想已经在中央层面得到认可，已被列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环。

因为粤港澳所处优越的地理环境，让这个设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由于我国香港是全球罕有的天然良港，珠江水系提供的物流运力远远超过了需要疏浚的北方诸多大港和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后依靠港资北迁逐步崛起的制造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加入WTO后，以日系汽车厂商为首的外资制造业大规模进驻广州，更是带来了大量的零部件生产能力。而这种制造业体系对当地最为重要和最为深刻的影响其实就是技术的积累和沉淀带来的传承。这种情形在当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和日本的京浜工业地带的类比。

然而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路径不尽相同，这些年广东的制造业在汽车、家电和消费电子产品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互联网等领域甚至远远将海外所谓的湾区经济甩开一大截。这段历史既是国家政策引导的过程，也是微观层面产业和企业发展的结果，这个结果直接反映的是整个地区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不同竞争力。深圳近年来的变化为大家所认可，与其诞生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有关。这些企业的崛起表明一度被人诟病的早期发展模式在质疑中得到了生命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转型成功。但是，近年包括房价问题在内的新的矛盾也在企业甚至普通居民层面受到广泛的关注，危机意识依然强烈。

作为珠三角重要的组成部分，广州更为长远的定位问题的关注热度还有待提升，而入海口重镇香港的自我超越尚未完成，珠三角一头一尾最重要也是最有潜力的两大城市，还需进一步发挥出应有的优势。同时澳门的经济转型和毗邻澳门的经济特区——珠海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实际上一直在不断摸索。这样的格局可能是中央现在要提出新发展战略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最近几年，香港有些老一辈的银行家流露出对加快粤港澳经济融合步伐的较强期待。他们的思路非常明确，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当年其实就是依靠贸易以及附随的制造业发展起来的，没有实业依靠的金融缺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香港实业不断外迁之后，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也越来越依赖内地的经济发展。如何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需要香港给出更为清晰的路径，不然何谈落实改善民生。

曾经风光无限被亚洲各国羡慕的日本京浜工业地带，这些年来的工业产出在日本的占比不断下降，然而东京的地位却更加重要。这是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客观上也说明东京充分享受了相对优越的地理气候环境，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所谓的湾区亦是如此，活力的关键在于如何给人提供相应的生活工作环境，特别是需要给年轻人理想和梦想。粤港澳大湾区设想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目前各区域城市的经济体量或者金融市场大小相加之后与海外地区经济的规模比较，而是如何发挥区域自身具有的先天优势。

中国独有的强大决策能力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但是如何为区域经济实现更为合理的结构变化显然不是简单加法就可以达到，与纽约、洛杉矶和东京等湾区经济体相比，极大的吸纳国内外各种经济、文化甚至科学人才的能力才是目前粤港澳地区最需要追赶的。香港既有的产业结构如果无法充分享受自身优势的话，那无疑是一种浪费。况且香港还拥有广阔的腹地人口和经济规模，甚至文化底蕴。如果粤港澳能够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具有深度与分工的产业格局，必将提高该地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竞争力，创造出一个举世瞩目的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