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草案编制完成并向公众公开发布。《规划》明确了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提出了全面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魏成林在《规划》发布当天介绍，《规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部署和做好首都各项工作指示的具体落实，凝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北京城市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现了重大转折期首都发展的新理念、新要求、新期待。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第7次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此次《规划》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为根本出发点，经过三年的编制，听取多方意见后形成，目前已进入向公众征求意见阶段。

“四个中心”定位将提升北京国际竞争力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明确了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牛雄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详细分析了将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为 “四个中心”的原因。首先，北京从古至今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这个定位根深蒂固。其次，北京既是大国的首都，又是东方文明的中心，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自然也是国际交往的中心。第三，北京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已经走到了全国甚至亚洲前列，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创新中心。

“按照四个定位不断发展，将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不变。而且在此定位下，北京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会不断提升。同时，中国就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与西方文明在融合、共生、双赢的过程中，东方文明的地位会越来越高。”牛雄说。

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定位的逐渐清晰，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力度也日益加大。2016年，北京市实施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累计不予办理登记业务1.64万件，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335家，疏解各类商品交易市场117家，共计调整疏解建筑面积160万平方米，商户2.8万户，从业人员8.8万。

尽管如此，北京仍在2016年中国各省人均GDP数据排名中名列前三，经济总量并没有受此影响。

对此，牛雄认为，虽然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外迁了很多产业，但是北京的经济总量并没有下降。这是因为北京还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各大银行包括亚投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而且，科技服务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北京的GDP中占有很大分量。此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也正为北京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牛雄说：“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北京脱离了传统的经济中心窠臼，从科技创新和国际交流来提升城市的竞争力。现在，北京在全球城市竞争力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沈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北京市的四个定位，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发展共识。“淡化经济中心不代表北京对经济不够重视。相反，北京的经济、金融、第三产业都很活跃、很强大，北京的经济还是非常有活力的。”沈迟说。

治理“城市病”要在京津冀区域协同考虑

北京的“城市病”一直以来广为诟病。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方式加剧了人地矛盾，再加上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因素，使北京居民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越来越低。

针对这些问题，此次《规划》从城市空间结构和发展模式上发力，提出“一主、一副、两轴、多点”，并首次将北京的发展模式从单中心变为多中心，提出了建设城市副中心，以缓解目前同心圆式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端。

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在介绍《规划》时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将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规划提出构建 “一带一轴”多组团的空间布局，突出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

不过，沈迟认为，摊大饼不是造成“城市病”的必然原因。“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到摊大饼的同时没有‘城市病’。很多国际大都市都是这样发展的，但是其‘城市病’却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说，治理城市并不是一定要以改变一个城市的区域空间布局和人口规模来达到治理目的，还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综合治理。但最为关键和重要的，还是要提升城市的自身管理能力。”沈迟说。

因此，他建议，我们不仅要从顶层设计着眼，规划好发展方向和目标，还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将这些规划和目标落到实处，才是《规划》出台后最为重要的事情。

牛雄则认为，要治好“城市病”，应从更大的范围，即京津冀协同方面来考虑。仅仅将非首都功能疏解到北京周边几个点远远不够，要将其疏解到京津冀的大范围内，在大区域里协同考虑北京的城市功能。

北京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海臣曾表示，要把北京的问题纳入京津冀的范围来考虑，用大空间来解决小空间面临的问题。这为解决北京的“城市病”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事实上，如果仔细对比《规划》中提出的中期目标，其中对治理北京“城市病”的表述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的中期目标几乎一致。即，都提出到2020年，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

可见，中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为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一方面是为了发挥首都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京津冀区域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通过在大区域内引导首都城市功能的合理配置。

因此，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资源在更广域空间得到有效配置，从而可以弥补北京城市功能布局等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解决北京的环境污染和“城市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