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适应能力

作者穿行在由全新的建筑和设施组成的区块中，工人工作时的丁当作响，或远远看到楼顶的一个焊接工人时，都令他有些吃惊。在居民区或空旷的大路上，每隔半英里甚至更远，才有一个警察或建筑工人。人们相遇之后，冷漠转身，然后继续走路。设计者也许希望这里有丰富的社交。生态城中有足够多的活动空间，居民小区也有开放景观。只是，这些地方被大马路分隔。另外，所有居民区有独立的地面停车场。这意味着，这些社区不仅是门禁社区，还被围墙封闭起来——它们被这些停车场隔开了。要从每个小区进出，只能走有卫兵把守的大门。社区能从这样的空间里发育出来吗？

在五年、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天津生态城会是什么样子？社区在其中会怎样发展起来？现有的规划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但这并非能自然而然实现的目标。作者认为，一座城市的社会适应能力，应植根于其多样性，具体而言，就是由具有不同背景的居民相互交流，共同决定城市或社区的事务。

作者提出，关于社会适应能力，更多的研究是基于已有的社区、城市及其他社交环境而进行的。天津生态城还是一个空的容器，正等待大量居民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会出现一个成功的社区，它是否在生态、经济、社会方面可持续？对这些问题，可以进行关注和考察。这不仅是在关心新生态城的未来形态，还可以了解社区形成的机制。

然而，社区也有可能无法形成。社会和人群的多样性，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蓝图里并不占重要地位，甚至没有地位。在“和谐”这一概念里，真正被强调的要点只是“富裕”。尽管这个要点在本地语境里并不让人惊讶，但过度强调居民区里的设施，并不意味着社会就能完善成型。因为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充其量只能调和已有社区，而无法促成新社区形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天津生态城被建设成了一个“非地方”（non-places），也即由其时间性（temporality）和缺乏持续性（lack of persistence）而定义的“普通城市”（genericcities）。

城市的新贫民

在一个空城里，吃午饭是件难事。作者前往这座生态城里唯一标志着生气之地：工人城（the workers' city）。在这里，蓝顶的简易房中满是工人，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使这个城市从一片盐滩上拔地而起。工人城是极有秩序的地方，占据了一大片地，工人居住区中常传来叫喊声。篮球场是工人的活动场所，但在这个寒风天里，还是工人吃饭的地方最具活力。作者和工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从旁边吃饭的工人的相互交谈中，作者得知其中一位是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人，其他人来自云南。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天津生态城工程本质上是资本、知识和意识形态再城市空间里流动的新方式。在这一背景下，参与工程建设的工人们并未被纳入整个工程的任何一个建设目标中。他们住在城市边缘普通的工棚里，过着和其他城市贫民相似的生活，这些都和“生态”二字无涉。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这些建筑工人成为移位/遗弃 （displacement） 的新主体，因此应被纳为当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在借助其他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回顾了这些城市新移民是如何在社会和制度的双重障碍之下成为城市新贫民的。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无法享受户籍地以外的医疗保险。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非常严峻，并面临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他们甚至没有出现在统计局发布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里。这种种因素都在催生一个新的城市贫民阶层形成，并进而导致潜在的社会经济断层的出现。而这在天津生态城里并没有得到避免。

结语：

一次短暂的“城市漫步”无法揭示天津生态城的全部，但Caprotti博士的研究目标已部分得到了实现。从这些观察出发，我们或能进一步反思热门概念背后隐含的问题，尤其是规划师有时忽视、但却切实存在于日常生活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