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企业应参与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助力脱贫攻坚。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扶贫开发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

六年来，脱贫攻坚也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逐年增加，2016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2017年，仅中央财政拨付专项扶贫资金就达到860.95亿元。32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等单位、21992家民营企业和贫困村一一结对，定点帮扶。十九大报告中透露，过去五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1%。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过去的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依赖城乡统筹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党国英认为，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都要借助市场化实现。

谈 扶贫经验

“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都要借助市场化”

新京报：对于过去脱贫攻坚战所取得的成绩，你认为有哪些方面的重要经验？

党国英：最主要的经验有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城市化进程让更多农民就业；二是通过农业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通过发展农村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四是政府对因病残致贫的人口进行兜底帮扶。

前面两方面的经验体现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市场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对扶贫工作的贡献。后面两个方面则体现了我们政府部门在精准扶贫中对消灭贫困更全面的、更系统的工作。尤其是对病残人口的支持，这是我们提出精准扶贫后一个很有力度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经验。

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都要借助市场化。教育和对病残人口的帮扶则体现了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功能。这是一个大的思路。我们精准扶贫就要和这个大的思路结合起来。

新京报：对于未来扶贫工作，你认为会有哪些方面的变化？

党国英：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论断也一定会让我们对扶贫工作认识得更加充分，同时扶贫工作也将更加有力地促进平衡发展。

教育和兜底这两个方面，是体现二次分配、体现“公平”的方面。要帮助穷人的孩子，让他在教育上不能再落后了，让他们能够跟城里的孩子有比较接近的机会。病残人口的识别比较容易。有病、有残疾，劳动能力弱。对这部分人口的帮助，农村的居民也都能接受。这部分人口一定要让他有基本的尊严。衣食住行的基本底线一定要有保障，政府要兜底。

谈 贫困原因

“农村贫困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农户不能充分就业”

新京报：未来的扶贫工作具体你认为要注意哪些问题？

党国英：一方面，农村教育的投入要增加。有一些地方非常偏远，孩子也少，就要集中办学，就要考虑解决食宿的问题。条件不能太差，一间房子不能安排太多的孩子，用电、用水、吃饭问题要得到保障。不仅要加大投入，措施也要更加精准，考虑得也要更加细致。

另一方面，对病残人口的帮扶。对已经是病残人的，政府要做到兜底。同时还要防止新的病残人口增加，解决地方病的问题，解决有些地方的生活习惯的问题。还包括胎儿健康检查的问题，妇女健康的问题。就是要整体提高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平。

新京报：这六年的扶贫攻坚，从你研究的角度，你认为中国农村贫困有什么固定的发生原因？

党国英：农村贫困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农户不能充分就业，不能卷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其背后则有体制的、基础设施的、技术的和教育的多重因素起影响作用。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还是在城市，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在农村建立合理的人地比例关系，使留在农村的居民卷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使其成为有效率的、实现充分就业的职业农民。

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统筹考虑区域性发展问题，统筹考虑一个村庄内部的所有居民，而不能单单是其中的贫困户。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认识，对贫困户的“瞄准”无论多么精准，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脱贫问题。

谈 城乡统筹

“建设新农村，但不是让更多的农民留在农村”

新京报：你认为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应该是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高水平的城镇化，如何理解？

党国英：城乡一体化看起来要把重心放在解决农村落后问题上，但如果没有城市扩张，农村注定难获得发展。

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是，在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的信号的引导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因素。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城镇化，未来还要借城镇化之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城镇化是市场和专业分工相互促进的结果。从业者聚集到城市里从事经济活动，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办法。鉴于中国不可能在300万个自然村的基础上构造出一个现代社会分工系统，由此，我们必须在推进城镇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而不是在保留庞大农村人口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政府花钱建设“新农村”，让农民乐意留在农村享受自己的生活，但绝不是让更多的农民留在农村。

新京报：我们近年来实施贫困人口搬迁，这项工作你怎么看？

党国英：生存条件差的地区向城市移民是一项不错的扶贫经验。如果我们能将1000万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5年之内平均每年需要完成的移民任务不过200万人，不到我国现有实际农村人口转移的七分之一。自然条件严酷地区还可以留守一部分人口，转为环境保护的职业雇员或兼业雇员。两项相加，这类贫困人口的出路就不会有问题。我国完全具备条件实现这个目标。

新京报：对于贫困人口，你认为还有哪些特殊的人群在精准脱贫工作中应该予以重视？

党国英：还有一类贫困现象，因个人禀赋及“运气”问题，有可能使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陷入贫困。比如先天或后天身心病残会使一个成年人失去基本劳动能力。这种情况在我国也很严重。

我国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6%。另据报道，我国吸毒人口约有1400万（依据国际经验，按查获吸毒人数推算）。仅这两项数据就决定了我国有庞大的穷人。解决这一类贫困人口需要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办法，但再分配的办法不一定一味地靠货币收入转移，还要靠教育改革。

转移支付应该有多种形式，而不是一味地实行最低收入保障政策。转移支付政策与其他一些政策结合起来，如注重培育贫困农民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贫困户的脱贫能力；改革土地制度，激活贫困农户的宅基地资源；以及农村基础教育均等化。

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等化，对消除贫困代际继承有重要意义。农村中学适度集中，提高学生住宿设施品质，补贴学生伙食，特别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实行特别补贴，对于农村脱贫工作有重大意义。

谈 企业扶贫

“企业应参与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助力脱贫攻坚”

新京报：为什么说市场化对扶贫工作的贡献体现在让农村充分就业和农业专业化方面？

党国英：农民的贫困主要原因，还是农民就业不充分。有效的工作短。城里的居民一年要劳动250-300个工作日，有些劳动更多。农村的人，每家种十亩八亩地，真正的使用了农业机械后，工作时间非常短。

一亩小麦，就四五个工作日。玉米也差不多。水稻多一点。有效工作时间短，实际收入有差别就可以理解。通过劳动力转移，务工收入就增加了。城镇化为脱贫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专业化能提高劳动效率。一个农民如果什么都做，既养猪、养鸡又种菜，效率就提不高。近几年来劳动效率提高非常明显。有的县是种粮大县，有的种果蔬。这样生产效率高了，收入就高了。

新京报：在市场化方面，企业未来如何发挥作用助力扶贫攻坚？

党国英：现代农业产业链最重要环节的技术进步，也是依托城市实现的。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

通过市场机制提高扶贫的效果，根本上讲，就是劳动力和资本接受市场的引导，由低效率向高效率方向流动。我们的收入增加根本上是效率增加。效率提高了，就是收入增加，本身就是脱贫。

从我国现实看，分散的小农户直接进入农业产业链获取更大利益有一定困难。即使是农业发达国家，农场主在离开地头生产的其他产业链环节也要借助组织载体才能获得更多收入。我国企业已经在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今后城市资本在大农业领域施展拳脚，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与合作社紧密结合，并促进合作社做大做强；二是要在地头生产环节尽量保护专业农户的家庭经营方式，形成农业生产体系中的家庭农场基础。这两点可能决定企业进入农业能不能有比较高的效率。

商人的识别很精准。哪里能赚到钱，他就往哪走。哪些地方流走的钱多了，你就要反思，就要改善你的投资环境。企业关键是通过要素的流动提高效率。低效率的地方通过资源转移向高效率。让资本投入，让人劳动起来，这就是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