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城镇化下半场的探路者，雄安的建设到底慢不慢

李晓江。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是最早参与到雄安新区规划设计专业工作的专家之一。在他看来，雄安新区一方面要有历史耐心，但同时也要有现实紧迫感，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雄安新区需要时间把发展思路理清，把规划设计做好。

“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周期是需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雄安新区这一年多的工作进度？有些人认为进展很慢。

李晓江：不算慢，真的不算慢。2008年以后我深度参与了汶川地震后的北川新县城和玉树地震的结古镇（玉树市区）灾后重建，从规划到建设，前后都共用了4年。这讲的是一般的建设，是用既有的技术标准、工作方法和建设方法来进行建设。而雄安还有一个使命，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要应用最新的发展理念和工程技术来建设一个理想城市，建设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城市未来的理想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雄安新区的时候用了一句话，雄安新区建设一定要保持历史耐心。雄安新区是中国城镇化下半场的探路者，我们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的40年，这是上半场。说实话，其实是用了一种非常粗放的方式在发展，是追求GDP和经济发展，追求速度，追求经济效率的逻辑。但现在到了下半场，要研究人的需求，要研究怎么建设一个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绿色城市。因此，规划设计工作一定要周全，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要配套，承接的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清晰，这些都需要一个合理的周期。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我们要有历史耐心，就拖着什么都不干。也真的不能太慢。因为雄安的规划也不可能追求十全十美，当地还有等待拆迁的老百姓……因此，雄安新区既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又要有足够的紧迫性，要在这两者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我觉得能够看到雄安新区启动区的初步面貌，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周期是需要的。

雄安新区的建设推进与过去的模式确实不同。在全面启动之前，已经建成了占地24公顷的市民之家。8月份我还参加了中国建筑学会组织的新区建设者之家的方案评审，国内12家著名建筑设计院组成的6个团队提出了建设进程中的服务基地设计方案。新区一旦开工，几万建设大军一旦入住，几十家设计单位到了现场，你的设计、施工、运营协调工作，工程物料供应，还有很多市场化物流、供应需求都发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工程服务系统，现在正在做相应的规划和具体建设的安排。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雄安新区不同以往的规划建设推进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在推进规划的过程中，专家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什么？

李晓江：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在于怎么建一个代表生态文明未来的绿色城市。关于绿色生态，搞水的专家重视水环境与水生态的事情，搞建筑的专家重视绿色建筑，搞建造的专家重视的是新区建造过程中使用的工艺、材料和技术，搞交通的专家更重视交通的绿色低碳。新区在建设的所有领域、所有行业、所有项目都涉及生态和可持续的问题，所以它是非常复杂的。此外，我们还要关注新区的建筑总量，合理的建筑密度、人口密度，合理的建设层数和高度，在新区营造一个不同于“上半场”城市高楼林立的景象，尺度人性化，又节约土地、材料和能源的宜居城市。所有这些绿色、生态的理念和技术方案，都要靠规划的团队去分辨和吸纳。

第二，怎么体现以人为本，建设一个高生活质量高服务水平的城市？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雄安新区的安身立命之本。雄安未来作为一个创新之城，首先要吸纳的是创新人才，是首都功能疏解的人才，那些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比较高，也就是说，雄安新区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标准不能低于北京。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人居环境品质，提供与之匹配的公共服务，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规划理念和技术来实现？

第三个问题，是将来到底发展什么产业？我个人的观点来讲，我觉得产业我们只能定一些大的方向，首先要有负面清单，比如不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肯定不能是污染性的产业。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为雄安新区寻找可以支持其长久发展的动力，即培育和吸引创新型产业。雄安新区要成为新的区域性增长极，一定是依靠自身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新兴产业，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从而达到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目的。

显然，雄安要形成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动力，就必须具备能吸引创新人群的环境品质、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所以上面提到的这三个问题是一个循环系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还有一个可能是更难的问题，不是规划就能解决，但是规划一定要参与。就是怎么改变我们城市建设的模式，怎么从我们城市建设的土地财政依赖的路径当中走出来。雄安新区一定不能重复这种发展模式。这个问题又与土地开发、城市营建，与规划和设计有着密切的关系。

体面地终结土地财政，是雄安的使命

中国新闻周刊：怎么理解你说的下半场的“经营”理念？

李晓江：在8月份举行的京津冀专咨委第100次全体会议上，我给雄安新区的领导们举例，我说我们今天看看北京质量最高、税收贡献最大商务办公楼是哪些，是嘉里中心、京广中心、恒基中心、东方广场，都是香港开发商二三十年前盖的。但这些楼盘仍然是北京最昂贵的楼，就是因为是持有经营自己的资产，希望它能够长期保值增值升值，他就会很精心地把这个资产打理得非常好。而国内的开发商大多建完就卖，没有耐心和能力去持有经营。因此很多著名的办公楼出售后，很快成了低品质、低价值的楼宇。

土地财政、房地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历史的功绩，但是我觉得它不能持续。我们过去上半场就是靠卖土地，获得建设和发展的资金，但是下半场不行。都靠银行贷款，都靠政府拨款，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上半场的逻辑就是一次性的出卖，卖土地、卖房子、卖资产、卖企业。下半场应该是善待资产，持有经营，让资产不断地持续地发挥效益，通过资产的经营来获得政府的收益，通过获得政府的持续性收入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下半场的逻辑，新区的规划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什么？

李晓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的工作中，我们和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企业老总有不少的交流，发现他们关心的都是：在雄安能不能招到想要的人才。

下半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社会，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变了。下半场的逻辑是人们选择生活的城市，在城市里面选择就业；是企业跟着人才走，企业随着人才聚集度来布点。

所以我说雄安新区是在为国家城镇化、工业化的下半场，为国家的现代化再探索一条新路。这条线路的核心是什么？是人，是如何创造一个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

雄安新区作为一个创新型的城市，要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而培育创新动力的核心是吸引创新人才。所以对规划师来讲，核心任务就是怎么为创新人才提供一个他们想要的生活质量、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

所以你观察雄安新区领导们在做的事情，不仅是希望马云、马化腾、李彦宏这些企业家来，一定程度上，他们更希望的是北京的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院来。这些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是吸引创新人才与创新活动聚集的重要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要营造吸引人的城市，这次的规划需要细化到什么程度？

李晓江：去年6月份到9月份的雄安第一轮国际咨询，我们要求获选的各个团队把一个一个的开发单元做好，我用了一个词，叫创新空间单元。就希望在1到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居住，有就业，有公共服务，有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等等，让人们在一个很小的步行范围里面，可以感知的空间里面，满足他全部的生活和工作的要求。这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要研究人的空间需求、人的公共服务需求。

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吸引人来居住就业，吸引企业发展的环境，在尽量小的空间里面满足各种活动的需要，满足人的生活的所有需要，要满足经济活动的所有需要，实现高度的混合开发。

这个设计，不只是规划师、建筑师的想象力，其实是要求你去研究未来雄安新区人的生活方式，根据他的生活方式，去配置新区的公共资源，去设计建筑方案和进行土地开发。

雄安新区的道路交通规划采取了“窄路密网小街区”的模式，设计了完善的公共交通和慢行步道系统，构想了严格限制燃油私人汽车、全面推广绿色能源车辆，试验定制化公交、无人驾驶车辆等系统。但在规划过程中，又要通过严格测算和仿真模拟，保证道路系统在不采取“极端性”政策与管控措施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运行。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雄安新区是个创新的城市，但不能成为不成熟技术的试验场。一方面要强调理念与技术先进，另一方面必须是成熟、适用技术的应用。既要创新试验，又要保障有效运行的底线。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这种组团式的空间规划理念，有在中国任何城市实现吗？

李晓江：深圳的华侨城和蛇口都是这种模式，都是较小的尺度，几平方公里十几平方公里，但有一套完整的城市功能，有优良的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加上富于远见的开发者——华侨城集团和招商局坚持持有经营的理念，使这两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功能，提升品质，保持了地区的价值和活力。

在雄安新区，已建成的市民中心是一个先行探路者，一期开发建设的启动区实际上也是一个探路者。在启动区的26平方公里去实践我们的这些理念，看可行不可行，为后续的开发建设积累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与深圳、浦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央强调雄安对标的是深圳和浦东，另一方面又强调雄安与两座城市不同，你怎么理解？

李晓江：深圳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对外门户和口岸，是改革开放初期两种制度的连接点，拥有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动能。浦东所处的上海市是国家的经济和产业中心，从地理上来讲，最有发展条件和优势的区位，就是中心区位和门户区位。雄安新区既不是中心又不是门户，要想它发展好，只有靠创新，这是雄安与深圳、浦东最大的不同。

其次，雄安新区所担负的改革、开放、创新的使命不同。

其实上半场完成的是相对比较表层的一些制度探索，比如减免税收等以增长为目标的激励性政策。在雄安新区，下半场所需要的应该是以品质、创新为目标的激励性政策，可能重在经营模式的创新，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

当年所有的城市都没有土地财政的时候，深圳创造了土地财政，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今天雄安新区怎么通过深刻的制度创新，来体面地终结土地财政、房地产依赖的模式，这是更加艰巨的使命。这就需要金融创新、投资体系创新、地方税收体制创新，需要创造、积累、经营好政府的资产，为新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财政支持，这可能是最艰难的。

此外，还应该有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创新，如何为新区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如何为创新人群、年轻人创造他们喜欢的社区环境，如何促进新区原住民和新移民的社群融合，不断提高社会文明水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