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党中央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蔡昉认为这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增速区间，按照2025、2035年的目标分别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和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1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要翻一番。二是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在实现翻番的同时，如果是促进共同富裕，还需要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三是通过三个分配领域缩小收入差距。四是从培养中等收入群体的角度，亟待扩大社会性流动，特别是把横向流动转化为纵向流动。

蔡昉认为，从目前来看，人口变化趋势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挑战，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形成制约。在供给侧，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会继续减少，对经济增长造成供给侧的冲击，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力进一步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在需求侧，根据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25年迎来总人口的峰值，之后总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并将通过人口总量效应、年龄结构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对居民消费需求造成冲击。

解决上述问题，蔡昉认为最核心的途径是继续推进城镇化。以2019年计，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就是说仍有39.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同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为66.4%，高收入国家则为81.0%。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成正比的规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于自身的发展阶段。

“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异”蔡昉提醒，后者在2019年仅为44.4%，两者之间大约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也说明城镇化的非典型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23.5%，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仍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转移。“如果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可以降低10个百分点，便意味着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力以2.7%的速度增长。”蔡昉说。

从需求侧来看，蔡昉表示，“仅仅是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合一，即城市常住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推进这项改革对供给侧也有帮助，因为劳动力供给更加稳定，有利于保障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新增2.6亿的新市民，有助于显著扩大居民消费。

蔡昉提到，根据中国社科院和国际专家分别做的研究，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消费就有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模式就是一个非常规的消费模式，而不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如果这部分人群有了城市户籍，仅仅因为这一点，不考虑增加收入或者其他因素，他们消费增加的幅度可高达27%到30%。

从居民收入的增长和GDP同步增长的角度来看，要把GDP增长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同样需要快速推进城镇化。在国民经济的收入结构中，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偏低，消费在GDP中占比即居民消费率就比较低，难以支撑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城镇化有助于改善国民收入结构。

“居民收入不足，主要还在于挣工资的人群不够多，有大量的人是从事家庭农业经营，或者是自我雇佣就业。”蔡昉说，这部分人没有稳定的和可以持续增长的收入，而城镇化有助于改善这一点。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在所有的挣工资人群中工资偏低的人比重仍然比较高。因此，促进城镇化，让农民工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劳动者，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资，降低报酬偏低人群的比重。

蔡昉认为，需要通过三次分配过程来逐渐缩小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在初次分配领域，最大的潜力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此提高就业的稳定性、改善人力资本、提高这部分人口的收入，以及降低报酬过低人口的比重。在再分配领域，对应西方国家的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福利，中国福利体系的建设有自身的特色，即从幼有所育到老有所养，七个“有所”体现针对居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满足这些供给，不能在城市和农村人口各搞一套，而是要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

蔡昉表示，“第三次分配也与城镇化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都是工业化、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产物，而不是在城镇化率很低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的。”

“城镇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改善收入差距。”蔡昉说，很多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构成整体收入差距的40%-60%，也就是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意味着整体收入差距的缩小。改善分配状况根本还是加快城镇化。

“改善收入分配归根到底要靠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靠社会流动，并把横向流动提升为纵向流动。”蔡昉建议，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志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主要是指稳定的工作、体面的工资、平等的就业机会、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适当的财产收入。现在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城镇高中收入群体中，农村居民占比较低。多数农村居民收入还处于中等收入群体之下，这意味着在五亿人口的农村，大量培养中等收入群体，最主要的途径是让他们成为城市居民。

“一个基本事实是，占全部劳动力23%的农业劳动力，仅生产了7%左右的GDP，如此低的劳动生产率，使得农村居民很难获得和城市完全同样的报酬。”蔡昉说，因此，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农村人口的占比，是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思路。

在城镇常住人口中71%是有户口的，剩余29%没有户口，主要是农民工。“从农村来看这批农民工，表现为农村的户籍人口中66%常住，34%不常住。这虽然是横向流动的结果，但妨碍了社会纵向流动。这也导致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比重过大，因为很多人处于流动性的就业，十分不稳定，因此就业的体制保障也就偏弱，具有不稳定的性质。”蔡昉说。

“如果我们把个体就业和无单位就业相加作为城镇非正规就业，目前占到城镇全部就业的30%左右，这种现象是劳动报酬偏低以及低报酬人群占比偏高的重要原因，同时还降低了社会流动性。”蔡昉表示，改变这种状况，还是要推进城镇化的完整性，而不能停留在半截子城镇化，或者没有户籍转变的城镇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