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消耗资源，实现自身利益的消费发展史。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消费水平。但从工业文明开始，生产力飞速发展带来了物质前所未有的丰富，极大刺激了人类消费欲望的膨胀。

尽管工业文明的消费模式给人类发展带来了诸多进步，例如平均寿命增加、衣食住行用水平大幅提升等，但随之而来的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却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为此，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可持续消费应运而生，人类以期在这种新消费理念的引导下，既满足当代人的消费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又不剥夺后代人及其他人对丰富资源和优美环境的享有权。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可持续消费的定义及其基本内涵依然见仁见智，但践行可持续消费理念，已然成为全球共识。

放眼当下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全新的可持续消费是否在中国也迎来了发展良机？如何看待可持续消费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促进消费之间的关系？用“可持续”修饰后的消费还能否拉动经济增长？带着以上问题，《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记者近期专访了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

可持续消费是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CST：应该怎样全面、正确理解可持续消费？它与绿色消费一样吗？有哪些区别？

诸大建：

把可持续消费等同于绿色消费是经常碰到的事情。实际上，可持续消费与绿色消费的区别，就像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增长的区别。

对可持续性的理解，需要区分强可持续性的绝对脱钩与弱可持续性的相对脱钩，前者是做正确的事情（do right things），后者是正确地做事情（do things right）。

从消费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看，可持续消费是要实现绝对脱钩，也就是消费要在满足政府、组织、个人的效用的基础上，将消费有关的生态足迹控制在“行星边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可持续消费的关键词是足够（sufficiency）和总量控制。

而绿色消费实现的是相对脱钩，虽然在满足效用的同时也强调减少资源环境消耗，但绿色消费的关键词是效率（efficiency）和强度控制，并没有升华到物质消费与生态足迹的绝对脱钩。

举例来说，用全电动的小汽车替代烧油小汽车是可持续消费，用小排量烧油车替代大排量烧油车则是绿色消费。后者尽管百公里驾驶的油耗降低了，但成本降低使得购买小汽车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用烧油车开车出行的频率大幅度增加，总的结果是更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这种现象，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专业术语称之为反弹效应，即技术效率的改进，导致了数量规模的扩展，结果抵消了技术进步的努力。

可持续消费要比绿色消费高一个层次，是在保持技术效率提升的同时控制物质消耗和污染总量的规模扩张，是在地球行星的生态承载能力内大幅度提高生产和消费的资源生产率。

另外，可持续消费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全部三个维度，而绿色消费主要涉及经济与环境的两个维度。可持续消费不仅关注环境维度的规模问题，还关注社会维度的公平问题。概括起来，可持续消费就是要满足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将对资源环境消耗控制在地球生态承载能力之内，兼顾代内和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相对于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是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CST：您刚才提到相对于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是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请问，如何理解“根本性变革”？

诸大建：

这是解读可持续消费的另一个关键内容，即可持续消费的可行模式是从传统的、以私人拥有为导向的消费，转向共享的和公共导向的消费。例如，在出行问题上，推广具有共享性质和公共性质的交通出行比私人小汽车（即便是小排量汽车）出行更绿色，更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城市发展的交通模式取向，就是强调城市内的地铁出行和城市间的高铁出行。其实，现在已经有更多人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而非私家车。在城里选择地铁出行可能会比开车更舒适，时间有保证，还可以在途中看手机、看视频。可以说，坐地铁在满足消费效用上并不比开私家车低。

绿色消费常常是对原来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路径依赖的技术效率改进，包括产品从粗大笨重转向轻小薄灵，没有改变工业革命以来以私人拥有为导向的消费方式。而可持续消费是要提倡共享、公共的新消费模式，是要改变原来的路径，强调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日本学者所说的第四消费时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看周围，可以看到共享经济尤其是共享出行已经成为中国年轻一代的新宠，中国的共享经济伴随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中国可持续消费已经到了“引爆点”

CST：当前我国消费社会呈现的特征与“可持续消费”有哪些共同与不同之处？从消费阶段或消费环境来看，中国现阶段是否适合大规模推广可持续消费？

诸大建：

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有力度地推进可持续消费的阶段或“引爆点”。这可以从消费侧和政策引导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我认为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可持续消费的“引爆点”。以2020年为基点，2021-2035年将会是可持续消费从非主流到接近主流的15年。我的判断基于以下两方面的事实。

第一，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在消费领域，大众消费也正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国家统计局的几个数据可以支持这一点：

（1）中国2020年代表食物支出占全部支出比重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30%左右，这表明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消费正在转向高水平。

（2）2020年我国人均住房面积接近40平米，超过了全面小康社会人均居住面积35平米的目标。数值高于日本人均水平，与德国相当。

（3）在出行方面，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为3亿左右，虽然没有达到传统现代化千人汽车拥有量占50%的数值，但是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销量已经开始下滑，车子卖不动了。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地铁和高铁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年轻人不买车了，开始共享出行和公共交通出行。可见，作为居民消费的两大主要支出项，“住”和“行”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

第二，快速崛起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引领中国未来的消费趋势，而中产阶级一般被认为是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的主力军。当前中国14亿人里至少有4亿人是中产，占总人口约30%。根据“二八定律”与“创新曲线”，如果社会中有16%-20%的引领者起示范作用，那么星火燎原的节点也就到了。所以，无论是大众消费的角度，还是消费引领者的角度，从消费端的现状可见可持续消费已经到了一个“引爆点”。

从政策引导来看，政府越来越强调推动可持续消费。这里有三个政策点可以作为判据。第一，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要从原来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转向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其中实现生态文明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紧密相关。

第二，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国家的政策重点，正在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型经济转变，从中国生产向中国市场转变。202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4%。国家对消费的全面促进以及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势必为推动可持续消费提供绝佳契机。

第三，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对消费端绿色低碳转型影响重大。碳排放的三个范围可以概括为能源降碳（范围1和2）和物品降碳（范围3）两个维度，其中物品降碳的重点是减少隐含在供应链里的碳排放，其与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密切相关。如果说2021是中国的碳中和元年，那么这一年也应该是与物品降碳相关的可持续消费的引爆年。继2016年十部委制定《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之后，2022年七部门又制定了“双碳”目标下消费领域的顶层设计文件——《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这都表明了政府引导消费端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决心与行动。

CST：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2022年，中国GDP的增长预期目标为5.5%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可持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加了“可持续”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是否会受影响？

诸大建：

可持续消费对GDP的增长肯定有影响，关键是不要把减少旧消费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持续消费是一个新旧更替、更新换代的过程，是用新消费方式替代旧消费方式。因此，减少旧的产品和旧消费会降低经济增长，增加新的产品和新消费会增加经济增长，后者超过前者可以保持经济正增长。

还是以汽车为例，发展传统燃油小汽车已经不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在碳中和背景下欧洲已有国家提出了到2035年左右禁止燃油车的目标。所以与燃油车生产和消费有关的GDP会下降，而这样的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直至超过和完全替代前者，这样的转化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其实，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来看，消费可分为四种类型——有增长没发展（对GDP增长有贡献，对可持续发展没贡献）、有发展没增长、既有增长又有发展、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发展。依靠高碳消费或者传统的绿色消费来拉动GDP，虽然经济增长了，但生态足迹在加大，仍不属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我们的重点，是要引导既有增长又有发展的新消费，同时逐步替代有增长没发展的旧消费。

CST：放眼当下，您建议如何将可持续消费与“双循环”新格局或者国家全面促进消费的各项举措相融合？

诸大建：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区分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讲清楚两者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我说现在是可持续消费的“引爆点”，不是说现在是绿色消费的“引爆点”。绿色消费是20世纪60年代环境运动开始时候就有的概念，不是新事物。而可持续消费是1992年有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提出来的概念，大规模体制化推动可持续消费是从2002年的联合国约翰内斯堡会议开始的。

而现在讨论可持续消费，则要对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因此可持续消费到底是什么，必须要先搞清楚。否则，政府制定激励政策和惩罚政策就会没有针对性，甚至用胡萝卜去激励那些本应该被替代的传统消费，使得政策用错方向。

其次，应该将推动可持续消费的政策措施细化到消费的主要领域，细化到吃穿住用行游娱等具体方面，避免空洞地谈原则、讲概念。同时也不要把政策措施制定得太细，导致限制市场主体进行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创新。

推动可持续消费需要“三位一体”

CST：聚焦到个体层面，影响消费者行为改变的因素很多，且极其善变。您认为，引导当前国内消费者选择可持续消费方式的关键点是什么？

诸大建：

消费模式的转变，就个体而言需要观念、态度、行为三位一体，其中正确的观念是改变态度和行为的关键。与美国人比较起来，我觉得中国人的绿色消费观念其实是比较强的，现在需要进一步提高到可持续消费的水平。现在很多消费者都是从众消费，别人说某件产品是绿色的，然后就跟风购买，但是过段时间可能那些绿色产品被证明并不是绿色的。

推进可持续消费，需要从被动追随别人，转变为有正确观念指导的主动行为。因此需要理论研究和宣传媒体发挥作用，让消费者准确理解可持续消费，然后实现从观念到态度和行为的转变。总之，没有观念上的顿悟，走向可持续消费是很困难的。

媒体在推进可持续消费方面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但是需要有效的宣传和引导。目前这方面的相关报道看起来铺天盖地，但很多并没有与消费者建立共情。传播内容空洞抽象，喊口号多，没有实打实的案例，与真实生活不接地气。另外，宣传的内容也不能是一些陈旧老套的，甚至理解错误的东西。

CST：除了消费者，推动可持续消费的系统性应该如何理解？各方应该如何联合行动？

诸大建：

推动可持续消费光靠消费者是没用的，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同频共振。这是另一种三位一体。除了前面所说的消费者要有观念性的动力，政府要有制度性的推力，企业要有技术性的拉力。

政府提供制度性的推力，是指政府要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好的事情要用补贴等手段进行鼓励，坏的事情要通过税收等手段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中国没有时间像西方国家一样慢慢演进，消费的转型也需要有赶超型的发展，因此政府的推力十分重要。企业的拉力是通过供给引导消费、让供给拉动需求。企业提供技术性的拉力，是指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提供符合可持续消费特征的产品和服务，不要漂绿搞假冒伪劣的东西。

CST：很多企业对于推动可持续消费可能存在动力不足，应该如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诸大建：

很多跨国公司对可持续发展的敏感性很强，一些大的公司已经在对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识别自己能贡献的目标，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了企业的决策流程和生产运营中。国内比较好的公司，尤其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公司，也都走在了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前列。企业推动可持续消费，可以识别出三类不同的水平，即领头羊企业（上游），位于中间的大多数企业（中游），以及经济和技术都相对偏弱的企业（下游）。

要针对三类企业的不同特点引导其发挥作用。上游企业要当好领头羊，步步领先；中游企业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下游企业则要跟上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谨防被市场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