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生活秩序：人民城市建设的关键切入点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体现了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化与系统化。当前，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多重困境，如职住失衡导致的通勤过载、技术强化引发的人文疏离、封闭社区加剧的空间割裂、消费主义带来的意义虚空——本质上是现代城市生活秩序的异化与失序。因此，重建生活秩序成为人民城市建设的关键切入点。

何艳玲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既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和变革，也经历着无声的“生活危机”——意义的消散、归属的瓦解以及公共性的相对式微。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思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全新历史阶段。2022年，党的二十大将“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写入报告。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体现了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化与系统化。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关注城市中每天通勤的长度、新鲜菜场的距离、邻里交往的温度这些关乎日常生活的细微维度。

对“治理如何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追问，一直是我开展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的核心关切，并在城市治理研究中体现了“人民城市”的核心理念：在2015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我以“大国之城、大城之伤”的主旨演讲剖析了城市异化对生活的割裂；2022年我撰写了《人民城市之路》；在2023年时隔八年之后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我再次以“大国之城，大城之民”为演讲主题呼吁城市回归人民主体性。于我而言，人民城市既是一种政策话语或治理理念，更代表着一场城市哲学转向：从追求效率与规模的现代化逻辑回归到尊重人与生活本身的意义逻辑，从物质空间的扩张走向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与伦理秩序的整体重建。城市不只是物理容器或经济引擎，而且是人民生活世界的现实展开，是主体性实现、价值表达与交往实践的统一体。这里的人民，是那些行走在街道上、生活在社区中的普通人。

当前，我国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多重困境，如职住失衡导致的通勤过载、技术强化引发的人文疏离、封闭社区加剧的空间割裂、消费主义带来的意义虚空——本质上是现代城市生活秩序的异化与失序。因此，重建生活秩序成为人民城市建设的关键切入点。生活秩序并非外部强加的规则体系，而是人在与城市空间、他人、自然的互动中形成的有意义的存在方式，是人的主体性实现、价值诉求表达和交往实践展开的统一体。生活秩序的重建并非向传统秩序复归，而是在高度流动、复杂多元的城市语境中重构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公共善为价值旨归、以交往理性为沟通机制的新型秩序。这一重建涉及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即空间维度：从生存到栖居的进阶；价值维度：从效率到福祉的回归；实践维度：从私域到公共的重构；意义维度：从虚空到充盈的升华，它们共同构成人民城市建设的哲学基础与实践框架。

1 空间维度：从生存到栖居的进阶

从存在论视角看，城市是人类栖居的重要形式。海德格尔在《筑·居·思》的演讲中反复强调以“栖居”揭示人的存在本质，认为“栖居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健康的空间生产应服务于人的生活需求，而非资本增值需求。现代以来，城市的空间生产逐渐被资本逻辑主导，导致生活空间的功能化、碎片化与商品化——这正是栖居异化的存在论根源。

这种异化在当下城市中表现为：一方面，生活空间资本化挤压日常需求，北京、上海等城市核心城区的高房价，迫使年轻人“跨城通勤”（如北京上班族居住在河北燕郊、上海居民定居在江苏昆山等），每日通勤时长超2小时，通勤从“生活的过渡”变成“生活的负担”；商业空间的过度扩张则让社区肌理持续消逝，日常生活便利让位于资本收益。另一方面，空间布局碎片化割裂生活完整性，超大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导致职住分离和功能绝对分区，打工人就业、孩子上学、老人就医跨区奔波，生活被切割为孤立的功能片段；封闭式小区、围墙社区的普及则进一步加剧空间割裂——一些城市高档小区与城中村仅一墙之隔，但居民互不往来，公共空间沦为私人领地，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为单调的“居住者”而非生动的“生活者”。这种空间异化既造成生活不便，更在瓦解人的日常存在方式。当我们需要每天花数个小时在通勤路上时，当社区失去菜场、书店、小卖铺等日常交往节点时，当居住空间沦为“睡的容器”时，人的主体性便会逐渐失落，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无法与空间建立深刻联结，并陷入“居于城而不属于城”的困境。

如何重建栖居秩序，目前已达成的共识是推动空间生产从资本主导向生活导向回归。例如，近年来各地推进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倡导的完整社区建设，就是对这一命题的实践回应。“15分钟社区生活圈”以步行可达为原则，配套建设菜场、社区医院、口袋公园、老年食堂等设施，部分社区还引入共享空间，如上海市徐汇区“邻里汇”模式通过空间微更新激活闲置资源，将老旧厂房改造为社区文化中心（含图书馆、非遗工坊等），并配套社区生活地图APP，让居民“出门见绿、下楼办事、步行买菜”，重建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与完整性。“15分钟社区生活圈”并非单纯的规划技术升级，而是存在论层面的空间修复。这些实践的深层意图是强调空间的使用价值优先于交换价值，将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置于城市开发逻辑的中心。通过功能复合、尺度宜人的社区单元营造，既提升了公共服务效率，更在碎片化的城市肌理中重新嵌入社会交往与文化活动的载体，从而促进社区认同与归属感的自然生成。

2 价值维度：从效率到福祉的回归

城市增长与人民福祉的张力，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悖论。这一悖论本质上涉及城市发展目的论：城市发展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的数字提升，还是人的美好生活实现？人民城市理念对此给出明确答案，即“繁荣是手段，美好生活是目的”。福祉是超越单纯物质增长的、以人为中心的综合效益，美好生活是人民福祉的集中呈现。但是，强调福祉并非否定增长的重要性。事实上，不集聚、不规模、不增长的城市也很难称之为城市，而只是一种空间形态。我们不是否定增长（类似一些城市将工业和商业的简单外迁所导致的内外萧条），而是需要将增长修订为繁荣并重新定义繁荣的内涵，即真正的城市繁荣是经济活力、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统一体，是具有温度与质感的发展状态。

当下，各地的城市更新升级实践已经在诠释这种繁荣观。北京首钢园的转型即为典型案例：这座曾因污染停产的钢铁厂，并未被拆除重建为商业地产，而是通过工业遗产活化，将三高炉改造为“全球首发中心”、西十筒仓变身为冬奥组委办公区、老电厂改建为香格里拉酒店，依托高炉、厂房等工业遗产，引入冰雪运动、文创产业、会展经济（如正在举办的服贸会，自2025年起永久落户首钢园），由此既实现了经济繁荣和解决了原职工的就业问题，又为市民提供了足够多工业风的公共空间（如首钢滑雪大跳台成为网红打卡地）。首钢园从“工业锈带”转变为灵动的“生活秀场”，经济增长与生活品质在此实现了有机统一。杭州未来社区建设通过数字赋能实现生活智能化也印证了这一逻辑：社区搭建智慧服务平台，居民通过手机即可预约社区食堂送餐、申请老人助浴、参与邻里议事；社区内规划“混合功能区”，楼下是菜场、楼上是公寓、隔壁是学校，既带动周边商业活力，又让生活回归便利与温暖。成都天府绿道的实践也颇具启示：截至2024年底，建设总里程已超9，000公里，其既是生态工程（串联众多公园，即公园城市建设），更串联起农家乐、文创市集、运动场馆等公共空间，带动沿线乡村旅游收入增长，让“骑行绿道、亲近自然”成为新生活方式。我一直大力倡导的“回家的路”“上班的路”的打造，就是要实现城市建设、日常生活、社区商业的高度融合。这也证明了繁荣与生活并非对立，而是可以通过“生态+生活+产业”的融合模式实现共赢。

这些实践的共性是：重新定义城市发展的价值坐标，将生活品质、生态环境、社会和谐等非量化指标纳入发展评价体系中。它们共同指向一种新的城市发展逻辑：经济增长与人民的福祉并非对立，而是通过空间重构与政策创新，使经济产业嵌入生活场景、让发展成果回归人的真实需求，实现从“为繁荣而生活”到“在繁荣中生活”的转向，进而开辟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的城市繁荣之路。

3 实践维度：从私域到公共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即强调，城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活着”，而且是为了“活得好”，即实现“优良的生活”。优良生活的核心在于公民共同生活和公共参与，但在城市快速发展中，这种公共性面临严峻挑战。当城市被分割为孤立的私人单元时，当公共生活退化为利益博弈和权利诉求时，当人们之间的交往变得工具化和表面化时，城邦善的理想就难以实现。

首先，公共空间持续萎缩与私有化趋势显著。封闭式小区广泛推广、商业综合体无序扩张、监控技术过度部署，致使真正开放、共享的公共空间日益减少。城市空间或被商业力量裹挟而消费化，或出于安全管控需要而被封闭，或因过度功能化设计而丧失停留与交往的品质，致使背离其公共属性。

其次，城市中的公共交往日趋减少。在高流动性背景下，传统邻里关系瓦解，而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互动更多以“政策宣传-意见收集”等形式化渠道为主，缺乏真正有效的共识构建与民主协商。因此，公共精神的培育仍面临现实张力。尽管越来越多的市民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和线上公共议题讨论，但对公共事务的实质性参与依然不足。

再次，重建生活秩序必然包含公共性重塑。这要求构建多层级、开放性的对话结构与协商机制。例如，社区议事厅、参与式预算、数字协商平台等制度创新，其意义既在于解决具体问题，更在于培育以尊重、理性对话、共建共享为特征的都市伦理。它们为“公共善”的现实化提供了实践载体。在不同城市类似小院议事厅的实践中，居民、物业人员、社区干部通过围坐讨论的形式，就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对话，在“你说我听、我提你议”中达成共识。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既解决了电梯加装、物业费调整等具体问题，更重建了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公共责任感。这些实践本质上是通过交互理性重建生活秩序的共识基础——让生活秩序不再是“外部强加的规则”，而是“内部共识的产物”。

最后，数字技术为公共性重构提供了更多可能。数字平台既是技术工具，更是重塑公共性的重要媒介：它通过构建线上议事厅、民意直通车等载体，打破时空限制，使公共讨论从线下有限场所延伸至全天候的虚拟空间，扩大了参与主体的广度。各地“民呼我为”“民意速办”等统一平台，通过诉求自动分类、部门精准分拨、结果实时评价，建立起诉求反馈-快速响应-结果评价-迭代优化的闭环机制。这些平台的意义在于将行政理性与生活理性相结合，通过技术赋能增强政民指向政策设计与优化的实质性互动。

4 意义维度：从虚空到充盈的升华

高度流动的城市社会在扩展个体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削弱了传统意义体系的根基，导致价值共识难以凝聚，生活意义面临虚空化危机。当效率至上与绩效主义成为城市运行的隐性逻辑时，人的存在就可能被简化为可被量化的指标，生活容易被窄化为对外在功利目标的持续追逐，从而丧失内在的价值深度与生命自觉。

城市中的意义危机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作意义的异化。在“996”工作制常态化的劳动环境中，在数字绩效管理的层层量化下，职业不再承载自我实现的价值期待，反而成为一种生存压迫的装置。例如，一些年轻人陷入“卷不动，又躺不平”的僵局，在疲惫与迷茫中难以寻获工作的尊严感和意义感。二是人际关系的疏离与情感支持的弱化。城市的高度流动性和匿名性侵蚀了传统社区与亲属网络的稳定性，人与人之间虽然“连接”增多，但难以建立深厚、持久的社会纽带。个体常陷入“孤独的拥挤”——身边人群熙攘，却缺乏可信任、可依赖的情感支持系统。线上社会的平行进一步加速了人与人关系的碎片化和表演化，线下可触碰的深度共情与交往日益稀缺。三是时间体验的碎片化与深度注意的消散。在信息过载、节奏高速的城市环境中，大多数人的时间被切割为零散碎片，长期处于多任务切换和即时满足的状态，难以进行深度思考、持续专注和精神沉淀。这种“悬浮式生存”也使人失去与自身、与他人、与历史连续性的联结，生命体验变得扁平化和瞬时化。

人民城市建设必须直面现代性带来的意义困境，推动意义秩序的重建。这种重构并非向传统价值的回退，而是立足城市多元、开放的现实，培育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共鸣性的价值理解方式与意义共享机制。从已有的实践来看，意义重建的有效路径可能是：

一是深化社区参与中的意义生成。鼓励居民通过社区议事会、参与式预算、志愿行动等机制，加入公共事务的协商与决策。这一过程既是对上述提到的社区问题的解决，更是意义的主动建构——居民在参与中感受自身能动性，在协作中体会对他人的责任，在成果共享中认同公共善的价值，从而将疏离的个体重新嵌入意义网络。

二是推动城市文化认同的叙事转向。挖掘并活化城市的历史记忆、红色文化、非遗传统与社区故事，借助于城市微更新、文化展览、在地艺术节、口述史计划等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意义载体。这有助于我们从工具理性循环中抽身，在更大的历史与地域叙事中，重新理解“我”与“城市”的精神联结，从而将日常生活从“无意义的重复”升华为“有意义的追求”。

三是促进共同体情感的培育与社会支持的可见化。通过创设社区节日、邻里食堂、共享花园及各类兴趣社团等形式，再造人与人之间真实相遇、互助共情的空间。例如，百家宴、楼栋读书会、社区菜园等微共同体实践（这也是近年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个重点），既能够缓解都市孤独，更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依托与归属感，使其在碎片化的城市生活中重新获得稳定且温暖的意义支撑。

意义秩序的重建从根本上回应的是“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命题。一座真正的人民城市，既需要物质层面的繁荣与秩序，更应成为意义生成、交汇与深化的场域。它意味着城市发展从追求效率至上转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从满足外在指标转向滋养内在丰盈。这既是城市生活秩序重建的精神维度，也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深刻内涵。

5 走向“为人而存在”的人民城市

重建生活秩序的本质在于将城市从异化的抽象空间转向重新扎根于“生活世界”，使其回归为具身的、可经验的、意义充盈的人类栖居之地。这种转变是城市走向深度繁荣的必由之路，城市繁荣最根本的还是社会活力的迸发、人际联系的巩固与共享价值的实现。它始于微末的日常细节——一个街角公园的开放，激活了邻里的交往与消费；一次社区议事会的召开，催生了共识、降低了治理成本；一座老旧厂房的文化再生，吸引了创新人才与新兴产业——这些“人文投入”，实则是滋养城市繁荣的深厚土壤。也即，我们迫切要回应的是这一重大命题：在规模巨大、节奏高速、关系匿名的超大城市中，如何通过构建一个能安顿个体身心、凝聚共同体认同的生活框架来支撑经济与社会的持续繁荣。

这不仅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也是全球城市竞争的未来方向。从纽约高线公园对工业废墟的公共性再造带动周边区域价值整体提升，到东京街区营造通过修复邻里黏性增强社区韧性与文化吸引力；从巴塞罗那超级街区限制机动交通重塑以人为本的商业活力与创新环境，到柏林Co-housing社区的生活实验探索共享经济下的新模式——这些全球实践共同揭示了一个趋势：城市繁荣正越来越依赖于其生活品质与社会资本的厚度。

在此背景下，人民城市的中国实践，正逐渐形成一种以“生活秩序重建”为核心、系统回应现代性困境的本土方案。它聚焦于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其深远志向在于：通过在制度设计、空间生产与文化实践中系统性植入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核，为中国的城市繁荣注入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即人的幸福感、归属感与创造力。当然，这一转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缓解规模治理与精细化需求的矛盾。中国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巨大、社会结构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统一的政策供给与千差万别的市民的微观生活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如何在基层实现精准落地与适应性创新，如何将普惠性的公共服务有效传导至异质化个体，是我所倡导的人民算法的基本要义，也是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这就要求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都需要具备更强的学习、调适与回应能力。

引文格式：姜晓萍,曹现强,何艳玲,等.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笔谈）[J].行政论坛,2025,32(05):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