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新质产业空间与新质规划认知

导读

2025年8月31日，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在202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布局规划”学术研讨会上作题为《新质产业空间与新质规划认知》的主旨报告。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全球产业链重塑与城市空间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本报告基于历史视角梳理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内在关联，解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作用，系统探讨新质产业空间的区位选择规律与演化路径，并从认知革新、技术工具、实施机制三个维度提出新质规划的转型方向。

王伟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实施分会委员、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

1 科技变革与产业重塑：历史脉络与当代特征

（1）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演进历程

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科技革命深刻重塑了产业形态与全球分工。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改良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采矿等行业实现机械化，英国凭借技术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于资源禀赋的全球产业间分工基础。

19世纪中期，电力广泛应用推动电气时代到来，美国流水线生产模式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现代制造体系初步形成，全球制造中心从英国转向美国，拉美、非洲成为资源供应基地。

20世纪40年代后，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普及引领信息时代，工业生产信息化、自动化水平提升，跨国运输成本降低加速全球供应链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崛起，全球分工细化为产业链内部分工，美国硅谷成为创新核心，日德在精密制造领域领先，新兴市场承接劳动密集型环节。

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驱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工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生产方式趋向灵活化、个性化，全球制造形成中美双极格局，中国加速制造业高端智能化转型。

（2）康波周期视角下的技术革命规律

康波周期理论揭示了技术革命与经济周期的关联。一个完整周期约40-60年，含繁荣（13-20年）、衰退（8-11年）、萧条（7-10年）、复苏（10-20年）四阶段。18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五次周期，分别以纺织和蒸汽机、钢铁和铁路、电气和重化工业、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

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智能化康波周期。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突破是历史进步的核心动力，每轮周期更迭都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与全球竞争格局重塑。新质生产力的兴起是本轮科技革命的必然结果，将重塑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布局与价值分配机制。

（3）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驱动机制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科技为基础，具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由技术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转型升级共同催生。其核心内涵有三：一是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为支撑的高科技引领；二是通过要素优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效能运转；三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

驱动机制包括三个层面：技术革命突破提供核心动力，革新传统生产架构；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为关键路径，涉及传统要素重组与数据等新要素利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实践载体，通过传统产业提质与新兴产业培育优化经济结构。

劳动生产要素跃升是其显著特征：劳动者向高素质人才转型，劳动资料升级为先进制造技术与工业互联网，劳动对象拓展至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生产函数重构，使经济增长摆脱传统要素依赖。

1）空间链：全球创新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创新格局从单极或寡头垄断向多极化转变。新兴经济体通过布局前沿技术逐步嵌入世二、全球产业链重塑：空间、供应与价值的协同变革

界技术前沿，中国、印度等成为重要创新力量。本轮科技革命中，各国形成差异化技术优势，如中国在5G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突破，打破欧美传统垄断。

全球产业链地理重构呈现新特征：各国依技术进步与资源禀赋形成特定产业优势，推动产业链空间重布局；创新资源集聚不再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形成多中心分布格局。这种多极化趋势使全球创新网络更复杂多元，为后发国家提供弯道超车机遇。

2）供应链：新要素与新技术的赋能效应

前沿技术应用使供应链管理发生革命性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提升产业链效率与灵活性，智慧供应网络平台实现全链条赋能，保障供应链稳定与抗风险能力；数字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推动全球贸易向数字化、扁平化、高效化转型。

数据要素深度融入改变供应链价值创造方式。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据贯穿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实现各环节精准协同。青岛海尔卡奥斯平台优化生产流程、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资产化交易等实践，均表明数据已成为供应链提质增效的核心要素。

3）价值链：科技创新驱动的价值攀升

技术创新与知识生产的协同推动价值链升级。技术创新融入制造流程既提升效率，又催生新产品与服务；产品生产为知识生产提供资金支持，形成良性循环。新质生产力通过高新技术与数字创新，推动产业链高端化，提高各环节附加值与竞争力。

空间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耦合构成全球产业链重塑核心机制：空间链提供地理载体，供应链提供物质基础，三者协同作用，推动全球产业链在价值、空间、效率维度深刻变革。全球主要经济体依自身优势形成分工定位，通过三链协同实现价值提升。

4）新质生产力引发的全球产业链挑战

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是首要挑战：各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尖端领域争夺激烈，试图占据产业链核心；技术保护主义抬头，强调技术本土化，可能增加出口管制与反倾销措施，阻碍产业链运转，加剧资源分配失衡。

供应链数字化带来数据安全与隐私问题：数据跨境传输与存储风险上升，涉及生产、供应、消费的信息传递可能侵犯隐私，企业或因数据管理不善面临指控，甚至威胁国家安全。

绿色发展与社会结构调整构成另一重挑战：全球对绿色技术需求激增，但发展中国家存在技术与资金短板；新质生产力导致劳动力市场变化，传统岗位减少、高素质人才需求增加，社会结构调整压力加大。国际社会需协同制定统一标准，推动全球绿色产业链发展。

2 产业前沿与空间趋势：新质产业空间的演化规律

（1）全球新产业前沿领域的分布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构成全球新产业前沿的核心内容。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成式AI、6G、量子通信）、高端装备（空天飞行器、深海装备）、生物科技（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美国硅谷AI企业集群、韩国6G研发中心、波士顿生物技术集群、瑞士制药谷等是典型代表。

未来产业聚焦元宇宙、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可持续能源等前沿方向。Meta元宇宙研发中心、韩国釜山歌剧院元宇宙项目探索虚实融合的数字空间；美国Neuralink、德国慕尼黑脑科学研究所致力于脑机接口和神经芯片研发；法国ITER项目、日本丰田固态电池研发中心推动可持续能源技术突破。这些前沿领域的发展呈现技术密集、创新活跃、跨界融合的特征。

（2）新质产业空间的区位选择规律

全球新产业竞争不仅是技术与资本的较量，更是空间组织能力的比拼。从硅谷的创新生态到波士顿的生物集群，新质产业空间遵循“以知识溢出为核心、以生态协同为纽带”的底层规律，呈现出显著的“技术集群化”特征，AI、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的突破往往伴随相关企业在特定空间的高密度集聚，形成“技术—产业—空间”的正循环。

区位选择已从“成本导向”转向“价值创造导向”，顶尖高校、算力枢纽、应用场景成为关键选址因子。知识溢出效应促使企业紧邻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如波士顿128号公路紧邻MIT、斯坦福周边形成硅谷企业集群；人才集聚依赖宜居环境与创新生态，西雅图因优质生活环境吸引亚马逊、微软总部入驻；数据枢纽靠近超算中心和海底光缆节点，弗吉尼亚州数据中心集群、新加坡数据港体现了这一特征；应用场景贴近市场需求，德国汽车芯片企业集聚于慕尼黑汽车产业带。

空间形态从“园区封闭”向“生态开放”演化，硅谷从科技园区发展为全域创新生态；从“单一功能”向“混合融合”转变，波士顿肯德尔广场实现研发、居住、商业功能的有机结合。这种形态演变适应了新质产业对知识交流、人才互动、资源共享的需求。

（3）国际规划响应的经验启示

全球新产业空间的演化本质是“降低知识传递成本”的自发优化过程，遵循“知识溢出的空间衰减规律”——创新要素的交互效率随距离增加而递减，因此新质产业必然趋向“创新资源密集区”集聚。规划的作用在于放大集聚效应，同时通过弹性供给应对技术迭代的不确定性。

国际规划实践的核心启示是“弹性适配”，通过动态空间框架和多元政策工具适应新产业“技术迭代快、需求不确定”的属性。阿姆斯特丹“创新走廊”预留50%弹性用地以适应产业迭代；新加坡“智慧国家”平台整合产业与空间数据，实现动态优化布局；东京“未来产业试验区”实施税收减免、人才签证、土地混合利用的组合政策，为新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4）我国新质产业的发展格局与空间路径

我国新质产业正经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长三角地区在集成电路（上海张江、合肥长鑫）、人工智能（杭州未来科技城）领域领先；珠三角聚焦新能源汽车（深圳坪山、广州南沙）、无人机（深圳大疆生态圈）；京津冀着力发展生物医药（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天津经开区）；成渝突出数字文创（成都天府软件园、重庆仙桃数据谷）。在未来产业布局方面，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有序推进，上海聚焦人形机器人、深圳主攻合成生物、合肥布局量子信息；地方层面，武汉“光谷”、西安“硬科技”示范区分别在量子科技、空天技术领域开展探索。

新质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技术创新—要素重构—组织变革”三重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运行逻辑从“线性生产”转向“网络协同”。知识创新驱动的跨界融合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如AI与制造业融合催生智能制造；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重构价值创造方式，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全产业链；产业组织的“生态化”特征显著，龙头企业、科研机构、配套服务商构成共生网络。

产业空间演化呈现多种典型路径：深圳“工业上楼”通过空间形态创新实现垂直生产集成；上海杨树浦水厂周边从旧厂房到创客空间再到人工智能产业园的渐进式更新；北京昌平生命科学园“研发+中试+生活”一体化的混合式兼容；合肥科学岛从农田到大科学装置集群再到量子信息产业集聚区的跨越式新建；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从单一园区到“一廊多城”的网络式扩展。

这些路径遵循“创新要素集聚—功能混合—生态成型”的内在规律：区位选择呈现“3公里创新圈”规律，核心企业与高校、实验室、配套服务商的距离通常不超过3公里；空间形态从“单一园区”向“全域渗透”演化，形成“研发在核心、生产在周边、生活在全域”的网络化结构；演化动力从“土地开发”转向“价值提升”，依赖创新生态的自我迭代。

（5）新质产业空间的价值重构

新质产业空间的价值已超越“租金收益”的传统范畴，转向“技术溢价+生态价值+数据资产”的多元价值创造。如技术创新引领价值创造（专利与技术成果转化、技术迭代升级、创新平台构建），又如产业融合拓展价值边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跨界融合催生新业态），其重构过程深刻改变了城市空间的价值评估体系，主要表现为：技术溢价驱动的价值创造、生态协同的价值放大、存量空间的价值再生三种路径。

（6）基本规律发现

新质生产力本质是“以科技创新重构生产要素组合”，其发展突破了传统产业对土地、资本的路径依赖，转向对数据、人才、场景等新要素的深度依赖。

“复杂系统的涌现性”——新质产业的价值并非单个企业的简单相加，而是要素网络的协同涌现。

“最小化交易成本”——新质产业空间的一切特征，本质是为了降低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的交互成本。

新质产业空间价值生成依赖技术创新与协同，“空间价值=要素交互效率×时间”。

（7）我国新质产业空间供给面临的问题与矛盾

我国新质产业空间供给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空间载体不适应、要素配置效率低  政策机制待完善，问题背后的核心挑战是“三重错配”：传统工业园的刚性空间与新产业柔性需求错配、存量空间产权约束与创新载体改造需求错配、区域协同规划缺失与产业链跨域布局需求错配。而这些矛盾本质是“政府主导的空间供给”与“市场驱动的产业演化”之间的协同问题。在技术追赶阶段，政策引导的空间集中（如产业园区）可快速形成规模效应；但进入创新引领阶段，需转向 “市场主导、规划赋能” 的生态化空间治理，避免传统规划逻辑与新质生产力 “轻资产、快迭代、生态化” 特征的系统性脱节。

3 认知革新与新质规划：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

（1）经典规划理论的数字化范式迁移

土地经济学、区位论、供需论、空间经济学等经典理论在数字化时代发生范式迁移。土地经济学从“土地的物理属性决定价值”转向“物理+虚拟双重价值”，土地价值不仅取决于物理区位，还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和虚拟连接性；区位论中“物理距离决定区位成本”的逻辑被“信息可达性弱化物理距离”替代，区位选择更关注数字连接性；供需论从“物理市场中的供需匹配”发展为“实时在线的精准匹配”，电商平台实现“无限SKU”供给，算法推荐激活需求；空间经济学从“物理空间的集聚与扩散”演变为“物理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互动”，虚拟集聚与实体集聚并存。

这种范式迁移的核心是技术进步持续降低“空间摩擦”，重塑“集聚-分散”、“供需匹配”的底层规则。生产方式、空间尺度、技术手段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经济活动与空间的关系，要求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适应性创新。

（2）产业空间规划模型的演进

从工业经济时代的阿隆索地租模型到数字经济时代的蛛网模型，产业空间规划模型发生深刻变革。阿隆索地租模型基于单中心城市、平原均质、交通成本与距离线性相关的假设，形成同心圆圈层的空间结构，由土地竞标租金和交通成本主导区位选择，呈现静态均衡特征。

我个人提出一种产业空间布局的蛛网模型设想，即假设多节点网络、数字技术突破空间约束、全球产业链动态耦合，形成多中心网络节点的空间结构，由信息成本、知识溢出效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与本地化创新协同驱动，呈现动态波动特征。在土地利用效率、资源增益来源、开发利用方式、产业布局选址等方面，蛛网模型均体现出与数字经济适配的灵活性和动态性。

（3）新质产业发展的关键空间因素

新时期发展新质产业的关键空间因素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宏观层面包括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完善程度、国家战略布局与政策支持力度、全球交通与信息枢纽连接性、区域产业基础与产业链完整性，主导新质产业发展的方向与生态基底。

中观层面涉及城市创新空间集聚度、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产业园区专业化与协同化水平、城市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程度，承担宏观资源的承接转化与空间赋能功能。

微观层面包含企业周边创新资源可及性、办公与生产空间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空间的充足性、周边生活环境品质，直接响应新质产业的运营需求并提供动态反馈。

这十二个关键因素通过“宏观引领—中观承接—微观落地”的层级传导形成动态闭环机制，各层面内部及跨层面间存在双向联动与反馈，共同支撑新质产业发展。国家战略与政策为中观规划和微观选址提供指引，区域创新生态决定城市资源集聚能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反哺区域生态，微观企业需求倒逼中观调整和宏观政策完善。

（4）新质规划的重塑方向

新质生产力作为更高级的生产力形态，要求空间规划从“工程思维”转向“生态思维”、从“蓝图绘制”转向“过程治理”。规划的本质是降低社会协作成本，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其核心价值不是“规定结果”，而是“搭建平台”，通过柔性规则让市场主体自主探索最优空间利用方式。

规划理念需实现三大转向：从“蓝图规划”到“动态治理”，承认新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通过“主导功能+弹性区间+定期评估调整机制”预留演化空间；从“功能分区”到“生态融合”，打破“产业、居住、研发”的刚性隔离，构建“15分钟创新生活圈”；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引入企业、科研机构、社区参与规划。

技术工具升级是新质规划的重要支撑，包括构建“大数据+AI应用”的规划工具箱，建立“产业-空间”匹配模型，构建物理条件、经济价值、社会影响的“三维评估体系”，应用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提升规划展示与公众参与效果。

实施机制创新需采用“空间包+政策包”组合拳。空间策略包括存量盘活（“微更新”与“成片改造”结合）、增量提质（建设“未来产业社区”）、区域协同（构建“创新飞地”）；政策工具涉及土地（弹性出让年限、混合用地比例放宽）、审批（“承诺制”审批）、金融（产业REITs、科创贷贴息）；协同治理机制包括成立“产业空间联盟”，由政府、企业、运营商共同制定空间标准。

4 总结与展望

新质产业与新质规划的协同是一场涉及技术、空间、制度的系统性变革，其成功与否决定我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重塑城市空间格局，创新资源密集的“节点城市”与高效协同的“网络区域”将成为主流形态。

规划的终极目标是“培育创新生态”，需从“空间供给者”彻底转型为“生态培育者”。未来的城市竞争是“更新能力”的竞争，通过存量空间的持续优化适配新质产业迭代需求，实现“空间—产业”的动态平衡。

城市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新质产业与新质规划的协同最终服务于“释放人的创造力”。技术会迭代、产业会变迁，但“通过空间设计促进人的交互与协作”是规划永恒的核心。面向未来，只有持续降低创新成本、提升人才幸福感的城市，才能在新质生产力竞争中赢得主动。

规划师需与时俱进提升专业素养，掌握“政（政策与法规）、人（人口与需求）、地（土地与空间）、钱（资金与资产）、技（科技与技术）、数（数据与AI）”的新时期“六艺”，为新质产业空间发展提供优质规划服务，推动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

供稿单位：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