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一重要表述，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常态”出现了3次，委员代表们热议“新常态”，各领域、各行业也都在探索“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那么我们城市规划行业的“新常态”应该是什么呢？“新”在哪里？“常”在何处？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城市规划网特别邀请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尹稚教授来为我们解读。尹教授从三大方面指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回归常态”，回归到正常的真实需求。同时，他还指出，未来从规划教育、规划技能训练到具体的规划业务，如何重新围绕真实的物质空间营造来做工作，可能是规划行业将面临的最艰难的一次转型。

中国城市规划网记者：“新常态”已经成为我们各个领域的热词，您认为规划行业的“新常态”应该是什么呢？在规划的实施和管理中，又有哪些“新常态”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尹稚：我把十八大以后发生的变化称之为“回归常态”，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三四十年所谓的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我们现在是趋向于正常的发展态势。对现在这种常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界定：

第一，对于城乡建设来讲，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把城乡的建设过程回归到真实需求中。这就不得不谈土地财政、房地产发展的轨迹，它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之所以带来这么多问题，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并不是依据中国的真实需求来发展的。我们的政府、商家和老百姓都拿这样一个开发建造的过程，当作一种金融工具来使用。政府不卖地就活不下去，商家不做金融手段的操作就得不到超额利润，老百姓如果不买房子，他存的钱就会贬值。我们出现大量的鬼城，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屡禁不止，房地产出现畸形开发，这与整个建造过程的金融工具化有很大关系。所谓的挤泡沫，就是城乡建设过程去金融工具化，回归到正常的真实需求。这样才不会产生住宅供给结构的畸形，也不会出现商业地产和商业园区一哄而上的局面，这些情况的动机不是社会真正产生了这种需求，而是保留了金融工具的成分。

第二，精明增长与精明收缩并存。中国城镇化刚刚过50%，未来城乡建设的总量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看到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需要增长。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对于中国重要的经济走廊地带，这种增长是可以继续维系的，但是很多需要保障生态安全的地区，在新的形势下并不会迎来进一步的增长。过去在大家一刀切的、拼增长的情况下，带来了很多所谓二三线城市的增长，其实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很多的城市，从人口的客观规律来讲，已经变为人口的净流出地区，但还在追求就地的人口增量，按照这个逻辑去开发，铺下来的摊子将如何收拾呢？这里就不是精明增长，而是精明收缩了，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

第三，在一个常态化情况下做城乡建设，要重视“两种支撑”，减少“两种代价”。所谓重视“两种支撑”，一个是公共服务的支撑，一个是基础设施的支撑。如果说中国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城市有什么大的差别的话，从表象上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我们在城市的支撑系统上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基础设施的长期的投入不足，标准偏低，投入面和点对公平性、公正性兼顾不够等，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讲区域协调也好，讲区域合作也好，如果解决不了一二线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跟二三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乃至更广大的乡村地区的巨大差距的话，这种人口在区域上的疏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政府要在这个问题上花大力量投入，使得中国的城市集群带形成相对比较一致的公共服务能力，相对统一标准的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然后才能有所谓区域扩散的条件，区域合作才能真正变为现实。传统上靠行政力量、靠强制命令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出路的。所谓减少“两种代价”，就是要减少“社会公正”方面的代价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代价。在过去几十年的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中，我们付出的最惨痛代价就是这两类，一类是“社会公正”方面的代价，这种代价的付出使得中国相当多的基层百姓丧失了对政府的基本信任，如果在下一轮常态发展中，继续透支这种代价，后果不可想象。另一类要减少的代价就是“资源环境”方面的代价，我们之所以有前三四十年所谓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是因为我们把这块代价忽略不计了，但这迟早是要还的。这种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常态化发展中是要支出的，而这种支出的责任首先是政府，其次才是一般公民的行为管理。

中国城市规划网记者：您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规划行业影响最大的地方在哪里？您能从总体上谈谈我们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前景吗？

尹稚：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大亮点就是“有权不可任性”。作为正常的社会治理，你得到的授权有多大，公权、私权的界线在哪，这都反映了“有权不可任性”。对于城市规划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城市规划到底管什么。城市规划在一个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是最高层面的决策，而是一种物质空间的提供性决策或支撑性决策，不要把手伸得过长，不要什么都管。管得越多，管不住的东西就越多，社会公信力必然下降。所以，城市规划的权力应该有所收缩。

第二，关于城市规划行业的未来发展，一方面，要有长期稳定的战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乡发展建设并没有形成上下一致的、高度统一思想的战略模式，这就导致大量的城乡建设都是通过短期行为、左摇右摆、大量试错、大量的不必要付出来往前推进的。战略的稳定是中国未来城乡建设当中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可以减少巨额浪费，同时这样一种稳定的战略模式也会对不同层级的权力做出适当的约束。另一方面，要抓实施，重回营造。城市规划这三四十年，日子是比较好过的。但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日子好过呢？不是因为它介入中国实践到了一定的深度，研究问题到了一定深度，而是它非常正常地跟随了或应对了这种以短期行为为主、以政绩工程为主的规划模式。当潮水退去以后，就发现日子不那么好过了。所以重回城乡营造的本质，针对真实的建筑实践，而不是针对子虚乌有的口号和需求来开展我们的工作，恐怕是未来一个时期大家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的。现在相当一部分规划师并没有实际工程的把控能力，所以未来从规划教育、规划技能训练到具体的规划业务，如何重新围绕真实的物质空间营造来做工作，可能是我们将面对的最艰难的一次转型。

中国城市规划网记者：在互联网业迅速发展态势下，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中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

尹稚：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应该有顶层设计和顶层规划。第一，信息安全问题。“斯诺登事件”出现以后，暴露了国际间的信息监控与反监控、窃听与反窃听、数据源的争夺与反争夺、垄断与反垄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国家目前大量的数据源是基于美式系统，如果按这个系统做下去，后果是不堪想象的。第二，能不能通过国家政策和国家顶层规划的办法形成一套信息共享规则。现在是所有部门都有热情和积极性，但缺乏基本的共享和合作的愿望和意愿。各自都在投巨资上五花八门的系统，最后可能是事倍功半的效果。第三，如果谈共享，那么有信息标准问题。信息标准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刚性的、强制性规范，这恰恰是国家层面应该做的。第四，我们目前没有信息使用的规则。信息是把双刃剑，在政府掌握海量公共信息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约束，后果是很可怕的。同样，事关国计民生、国家战略安全的基本数据没有使用约束，后果也是很可怕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网络安全是很脆弱的，这些东西是需要从软性约束到硬件约束一整套体系来建立的，明确这些数据的使用规则，这是需要顶层设计的。第五，政府如何通过配套政策来鼓励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跨界合作。这既涉及到政府、商家和一般公民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涉及到海量数据使用方的不同部门的不同使用诉求，如何通过跨界的模式来重新整合这些诉求，用一套更经济、更安全、更可靠的系统来满足大量的跨界诉求，这些倒是政府应当抓紧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