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更新时代的规划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杨保军：我们以前擅长做的规划其实是新区规划，是扩张型的规划而不是更新型的规划。我在一个学校看到在居住区规划课上老师讲如何按照“正确”的模式进行居住区规划，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好。首先应该让学生知道，人类的聚居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你教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在城市中心、在远郊区、在乡村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学生遇到四合院改造的题目，他就会想与我学的模式不同，抹掉按照“正确”的模式重建对城市来说将是灾难。

一个基本认识：增长是有极限的，而发展是无止境的。例如在北欧，城市经济发达、交通不拥堵、福利优厚，他们在做什么？街道空间的艺术化提升，即使城市在萎缩，也依然有需要更新的内容。所以无论什么时代，城市规划行业总是有事要做，只是做的方法和理念不同。我们需要从绘制清晰的结果走向把握准确的方向，从积极干预走向消极干预，从理性构建走向协作修正。尊重是前提，把空间留给市场去繁育，留给社会去参与。

尹稚：存量规划的本质是城市改造、城市更新和旧城的复兴。未来的中国面临的是精明增长与精明紧缩并存。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快速发展的时代，从某一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到产业逐渐转移，留下了废弃和半废弃的空间，再到如何实现再利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刚过50%，未来城乡建设总量的增长不可避免，但这种增长不是到处都有的，如果中国第一轮增长在东部沿海和其它城市的核心地带，那么下一轮这些地区的大城市由于资源紧约束可能不会有大规模的增长。

在旧城更新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有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上一轮的城市更新改造，其实应对的依然是城市的刚性需求，应对住房、产业和其它功能的缺失，城市更新是为了填补这些功能，那时候过度自信，认为所有经济社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空间建造的方式解决，但如果这种更新没有跟其它社会经济要素实现有效连接，市场力量就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和更新速度来填补，导致很多人对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持否定态度。

“城市复兴”是这种更新转向精细化时代的做法。政府主导进程、市场主管动力、当地社区协商，这些既有的建成区里有着实实在在的人生活在其中，几个方面的力量在一起共同探讨生活品质提升、产业升级换代的真实需求，政府对国民的承诺、政治的需求都尽可能糅合在一起，成为综合性强、大小结合的复兴运动。例如老工业区改造，重点不是保护几个工业遗产，而是如何注入全新的功能？东莞这样的城市已经实现了低端的“城乡一体化”，如何提升品质与设施？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是什么？未来如何发展？

杨保军：城市设计的地位在业界一直有争论，首先是要建立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的联系。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讨论规划学科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缺少对规划所知、所学和所能如何嵌入到国家制度运行机制里发挥作用的研究。因此，从实践的角度评价一个规划体系的好坏，不是评价自身逻辑的合理性，而是首先评价规划体系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契合度如何。例如三亚的城市风貌问题并不是缺少设计、规划，而是实施的体制机制问题。

其次，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城市设计。不能用模式化的手法开展城市设计，要允许地方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环境、山水、经济实力、规划技术力量的特点，工作中的侧重点也不同。“全覆盖”体现的是领导对城市设计工作的重视程度，底限是要更加注重保护好山好水、历史文化遗产、乡愁，然后有条件的再做一些重点地段等等，不一定要全覆盖。

尹稚：从全球实践看，宏观意义上的城市设计是一个品味、修养和基本教养的问题，由于它不是一个能够刚性衡量的东西，因此很难全面立法，我主张有限立法。我们要守住的基本底限一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二是城市内部具有人文和科学价值的地形地貌，三是涉及城市公共安全的部分。有些城市突破这些底限，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历来反对大面积做风貌。例如最近在贵安新区，为了风貌统一所有的厂房车间都用所谓民族符号做了很多五花八门的装饰，造价是一般厂房的几倍，这说明城市设计的手不能伸得太长，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手缩回来一点，我们就能活得长久一点。

3.现行乡村规划体系能否重塑中国乡村的多元价值？

尹稚：现在的《城乡规划法》和整个规划体制机制并不适合处理农村问题，我们很多的村庄规划，其实就是城市规划的微缩版。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乡村运动刚刚开始，我们也经历过若干轮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与教训。乡村的衰败和复兴不是简单的物质空间的问题，也不是基础设施改造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种城与乡之间的高素质人才的流动机制，如果人离土离乡，不管有什么知识什么财富积累都再也回不去了，留下的都是没有能力的弱势群体，乡村必然走向衰败。

近年有一些趋势非常好：第一，先富裕起来的，不管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正在重返乡村，带来新的知识、资本和资源，能够重振一部分乡村；第二，乡村的基层治理体系正在建立。如果乡村只是一个摇篮里的婴儿，需要输血喂奶，那它永远不可能长大，必须为他灌输知识与营养，形成自治自理的能力，才可能挽回乡村的颓势。

4.如何看待大数据对行业带来的变革？

尹稚：大数据是最近非常热的研究方向。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海量数据采集能力的提升，有一批人觉得，过去3、5个样本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有500个、1万个样本就可以解决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任何事物能够左右它前景的一定是有限的关键性要素，而不是海量要素，如果规划师只是肤浅地依靠大数据作出花哨的图纸和分析，而不关注社会经济的基本运营规律、不关心正常百姓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不会对社会、城市和地区差异化产生正确的判断，他的研究就毫无意义。

5.如何看待风景园林规划在城市特色营造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杨保军：在城市的特色营造方面风景园林规划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吴先生的“人居理论”和最新著作指出，中国的人居环境营造有别于西方体系，因为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基于自然，是把人、建筑、城市放在整体环境中来进行营造的。但是我们这个学科从一开始建立、实践都是建立在西方那一套体系的基础上，吴先生对整体环境景观的理解，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怀，古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就是区分大、中、小不同尺度的，是家国天下的情怀。

而现在我们的园林景观规划更多时候充当了配角，规划做完了、模型也搞完了，来配一套环境，本来应该是横向交融的过程，现在变为流水线上的工作。我们现在要改变，就必须建立一个整体的团队共同研究交通、布局、建筑、管理等各个方面，这样才能建立一种机制弥补个人学识上的缺陷。

尹稚：中国的园林营造除了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以及把自然要素引入到人工环境中实现一种比较良好的衔接关系以外，还特别注重活动空间的设置，即功能的引入。这些年西方的景观学说进入后，有些园林景观设计转变为一种纯美学视角的东西，功能性正在丧失。我们传统园林中社会活动形态非常丰富，北海、颐和园、景山等等每天都可以找到上百种的活动，并做到自得其乐互不干扰，而现在有些规划做的时候不关注周围住的是什么人群、有什么城市功能，只关注构图、几何形态等。另外一点是实施的问题，园林景观设计跟别的设计不同，他的形成需要时间，建造完成之后需要维护，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未来在建造方面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和技术值得我们去关注。

6.如何转变土地财政模式，让政府将投入重点转移到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上来？

杨保军：如果想让政府把精力转移到城市更新上来，缺少的是一整套体制机制。美国的政府是一种服务型政府，经济发展不是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政府的投入在什么方面，不是取决于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支持。那么钱从哪里来？如收税、收费、债券、公私合营、特许经营等等，而中国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没有城市资产的，无法维持城市的运行，因此土地财政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有了土地的收益，才有了今天中国城市的这种建设速度以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中国与西方税制的不同，决定了个人税收和企业税收在占比上有很大差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不得不与资本携手进行城市建设，现在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模式难以为继，我们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方向，如PPP模式等，但是我们不能对这种方式抱有太大希望，这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市场是否认可还很难说。因此过度到一个服务型政府，本质是要让政府获得一个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这样它的主要目标就不在是发展经济，而是提供公共服务。

7.学科未来的展望

尹稚：城市规划的未来很简单，有人类存在，这个行业就会存在，因为这个行业是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的行业。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有了以往的经验和技术，我们就可以维持下去，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变化、社会的矛盾、发展的重心都在发生改变，我们需要在新时期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技能储备，才能应对和适应这种转型。

杨保军：我始终对城市规划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处在变革的时代，“变”是指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变，“革”是一种转折，我们的思想观念、技能和各个方面都要有本质的变化。我们如果能够把“变革”这篇文章做好，就能走向光明，如果让时代来适应你，就有可能被淘汰。因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跨过崎岖，走向未来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