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月21日中央部署了城市未来发展路线图，其中提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近日印发，这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配套文件，勾画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路线图”。意见提出，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推进两图合一；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实现中心城区公交站点500米内全覆盖；城市公园原则上要免费向居民开放等。

网络间瞬间展开热议，观点纷纭。从中国居住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经历了开放化的50-60年代苏联式“大居住小区模式”、半开放化的70-90年代“工业+居住区”混合模式以及自90年代以来，以及伴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封闭小区模式等三个阶段。据粗略统计，到目前为止，新建小区中被封闭起来的独立小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80%以上。可见，《意见》的出台并非是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创新，而更像是基于现今社会经济环境下，破除一系列“城市病症”的一次理性回归，希望未来的城市建设在社区层面更多的是凸显其“公共属性”而非“商品属性”。 一个国家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对于足够细节化的“社区建设”提出指导，这是一项罕见而又具有开拓性的行为。“街区式住区”在如今中国这样的转型期被提出，到底是一种创新还是回归？

说起街区式住区，必须要提到开放街区，法语Le îlot ouvert被信达雅地翻译为“开放的依落”。 人们在城市中彼此相依，一面需要社交上的公共性，一面需要保障个人和群体的私密性，这对矛盾促进了边界的产生。开放居住空间，旨在以便更多的阳光和绿地提升居住品质；形成混合的、多元化的城市，减小贫富差距；以小规模、长时间的开发替代大地产商强势地塑造新城，等等。普利次克建筑奖获得者、法国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或许能为本《意见》提出一些更为专业层面的理解。

从效率美学回归个人主义街道

中世纪城市是由封闭的“盒子”街区组成的，随着商业资本的兴起，街区被从沿街立面或广场打开，而后资本主义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拥有帝国传统的法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巴黎“一家独大”的局面。从1798年大革命的开始，直到1852年，法国才进入了19年的稳定时期。巴黎被彻底改造，出现了标准的住房布局和街道设施，城市中配置大量大面积公共开放空间、长距离轴线。普法战争后，法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金融资本扩张迅速，垄断组织迅速发展，金融资本高度集中，但意外的是，1870年成立的第三共和成为了法国第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共和政权，并赢得法国本土市民对共和政体的支持。法国就此形成了一种宏观与微观背道而驰却并行不悖的发展方式。

20世纪30~60年代是“光辉城市”的天下，“普适性”成为了城市唯一的答案，建筑师和规划师与决策者同时膨胀。人民需要决策者提供必要的城市基础设施以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建筑师和艺术家则需要决策者使自己可以不需要考虑生计地从事创作并得到赏识。这时城市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便于管理，因此，社会是效率化的战后建设，目的是生存需要；经济是目标导向的，目的是“复兴”；公共服务系统的目的是“公平”和“整体”。建筑师感觉自己“代表了人民”，社区的草根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成为建筑师风格符号的注释。二战后短短十年间，巴黎在近郊区建造了占地一万公顷的住宅区，几乎和市区面积相等，但因为建造仓促，设备简陋，居住条件较差。1958年，由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政治上的软弱和不作为，戴高乐强势回归，试图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法国的经济，完成帝国的复兴。人们宣称巴黎将被铲平，界面连续的街道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塔楼和板楼。但1965年之后，激情逐渐退去，人们渐渐意识到，这条道路可能行不通。现代主义最初的目的是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用统计数据制造出更合理的居住密度，但以牺牲街道生活空间的方式换来阳光和绿地，却偏离了最初的轨道。

现代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遭遇到了普遍危机，个人主义与压抑机制相互对抗的动机源于人们对各种“被安排的生活”的反感，“五月风暴”迅速席卷法国的动力不是夺取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是考虑生存的意义。“光辉城市”摧毁了旧大陆居民习惯已久的道路以及道路公共空间承载的社交性，于是，建筑师和规划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历史，试图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打破僵化体系的可能性。“勒·柯布西耶只看到了街道的弊端，还把这种象征形式设计变成一种单纯的技术思维。所有混合的功能，混杂的技术，都是违背效率的。”包赞巴克指出，“光辉城市”是一次定型的公共住房服务系统，不存在“邻里”和“社区”的概念，与“熟人社会”相反，是纯粹的“陌生人社会”，人们是这一架构中的原子，彼此孤立。这不是城市的本质，只是暂时性的“落脚城市”，吸引“外地人”进城，保持城市的发展速度，是为了原有城市的运转效率而出现的。“光辉城市”的公平，是对“陌生人”的公平，而非对“市民”的公平，它与封建社会的“封闭街区”，都是促进阶级分化的基础，也是代表阶级定型的产物。包赞巴克认为，街道才是城市的本质，只有街道，才没有偏见地向着所有人打开的空间，而街道上一个个的地址，定义了市民作为一个个的个体在城市中的公共属性。

“回归琐碎”是包赞巴克对城市设计的理解。回归社会的复杂性，回到实际情况，而不再是理性思维和技术思维将城市按不同的功能领域进行切分，并试图为每一个问题找到普适性的答案。单一的审美和平均的分配不是真正意义上个体之间的公平。他在1979年建成的巴黎欧风路209户住宅设计中首次使用了开放式街坊的设计手法，创造了一种新的街道与街坊邻里的组合形式。安腾忠雄曾评价欧风路的集合住宅“将巴黎典型的街道、小广场等形象融入建筑之间，不过这种空间之所以富于变化，主要还是因为家家户户各自的空间走向、位置皆不相同，十八种形态的住宅中又根据不同楼层的位置、方向、视野，规划出一百种选择……即使在同一个住宅楼中，随着住所不同，在眼前展开的亦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

1946年戴高乐辞职前曾批评国会议员：“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职责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当历史进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在法国依稀显现，“对话”与“商讨”成了决策中的常态。而就当代全球趋势而言，欧洲大部分国家政府对人民的关系已便于管理转型为便于服务——但仍然强调了有责任，有规则，有时候需要不考虑市场因素地强行重新分配（如居住条件、财富等）。

巴黎欧风路209户住宅设计（RUE DES HAUTES-FORMES，1979年落成）。该方案中首次使用了开放式街坊的设计手法，创造了一种新的街道与街坊邻里的组合形式。

从凸起地标回归线性虚空间

从60年代起的新城区建设试图减缓老城区的压力，但新城规划和设计与旧城更新规划相比，没有复杂的利益相关群体，也缺乏相应的权力监督，开发商也越来越拥有雄厚的资本进行更大地块的开发，同时用价格标榜代售地块的阶级属性。文化转换成为资本，正在产生和货币资本相似的功能从而充当阶级划分的标志。

1972年文丘里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赞赏美国商业街道上自发形成的建筑环境，但这却又成为了城市自身的噩梦——商人为客户建造他们喜爱的房子而不会受到保守派的指责，“奇奇怪怪”的建筑像一堆乱七八糟拼凑到一起的积木，而后，这一城市格局又逐渐向因为新城吸引了人口而破败的旧城蔓延，城市变成了一个个互不联系的封闭街区和一个个点缀其中的超级综合体。新兴的资本，并未将权力收于笼中，而让自己变成了价值权威、宗教权威、学术权威。包赞巴克评价说：“凸起的地标变成了城市的代言”。

他认为安迪·沃霍尔的形式美学正代表了资本的膨胀——大体量，大数量，不断地自我重复，同质化的产品。“几个世纪以来，古典城市都是由街区和街道组成，就像赫斯提亚（灶神、家宅的保护者）和赫尔墨斯（流动与贸易之神）一样彼此结合，紧贴，从而使街区一直延续。随着工业革命及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新型街区被网状高速公路和铁路相互隔绝远离，失去了延续性。如同赫斯提亚与赫尔墨斯断绝了关系，街区与街道的联系被打断。这些孤立的地块，大部分成为大型房地产及商业开发的对象。这个二十世纪中叶清空街道的运动是个巨大的错误。这使许多城市变得复杂而难以辨识。”

1982年，法国由于全国失业者不断增加，总统密特朗宣布削减公共支出转回自由主义，这意味着政府将无力承担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包赞巴克试图从异型混杂的理论出发，在建筑和城市设计上重新构造巴黎的典型城市街区，使其片断化、人性化。他采用了解构方式，让建筑有更多的立面向着街区开放，“破碎”的街道使得公共性真正伴随阳光和绿地进入社区。

他的理念是“让街道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街道是公民的所有权，是共和的公共空间。”与凸起的地标相反，城市的原貌应该是“虚的线性空间”。但“再造街区”并不意味着“仿古的封闭街区”，他深刻理解提出这类概念的人并不真正理解这个时代，新的风俗，新的经济，新的建造方式，新的审美和新的感受。在城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城市建设者们需要重新思考街道与街坊、个性建筑、人居环境、心理需求（光线、实现、面积、邻里交往等）以及街坊的城市形态等问题入手。

巴黎左岸Massena-Grands Moulins Site城市设计，基地东面紧挨城市环线，西面是新的国家图书馆，南面是成片的有封闭庭院的奥斯曼街区，北面是塞纳河。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固定”的总平面，建筑师只是给出了一些秩序和规则，而让街区的总平面在建造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生长。